出 关
从晋城到热河,地图上量,一千七百多里。
四十一军的兵,就是用脚一步一步量的。出太行,过平汉线,出古北口,进热河地界,再往北,往东,穿过围场的大山,才能摸到赤峰的边。骑兵和驮队走在头里,大部队跟在后头,每天晓行夜宿,一天五六十里,遇上大雪封山,三四十里也是它。
热河的地,和山西不一样了。
山西的山是黄土山,沟壑纵横,崖畔上还挂着几孔没人住的土窑。热河的山是石山,黑黢黢的,山顶上压着雪,像一溜一溜白头的老人。路越走越荒,村子越走越稀,有时候走半天,看不见一缕炊烟。
士兵们多是河南人,豫西的口音,一路上说笑吵嚷,把一条荒山古道吵出些活气来。走路走热了,就把棉帽子摘下来别在腰后,脑袋顶上腾腾地冒白汽,远远看去,一条队伍像一溜儿会走的烟。走乏了,有人领头吼几句梆子戏,吼跑了调,后头一片哄笑;笑声一过,又是几千双棉鞋蹭着雪地的沙沙声,沙沙,沙沙,从早响到晚。
孙殿英不坐轿,也轻易不骑马,一多半的路,是跟着队伍走的。他那匹黑骡子,多半时候驮着病号。有新兵认不出他,见一个麻脸老汉跟自己并排走了三里地,还纳闷这个老伙夫腰里咋别着驳壳枪。后来认出来了,吓得立正要报告,他摆摆手:“走你的路。行军的时候,军长和兵一个价,都是俩脚。”
士兵们的脚,先是磨出泡,泡破了结痂,痂掉了成茧。新发的草鞋三天就穿烂一双,后来干脆把破棉衣撕成布条缠脚。营里的驮骡倒了两头,就地分了肉,全营喝汤。行军锅里飘着几点油星,高鹞子蹲在锅边,一边喝一边咂嘴:“要是搁点辣椒面子,给个县长都不换。”
陈墨林的脚也烂了。他是文书上士,本可以跟驮队走,可他把营里的枪械册子背在身上,坚持跟队伍行军。夜里宿营,他脱下鞋,脚底的血泡粘着袜子,撕都撕不下来。高鹞子看不过去,从怀里掏出一小卷布条,扔给他。
“裹上。这是俺娘给俺纳的鞋垫,拆了。”
“这怎么行——”
“叫你裹你就裹。”高鹞子别过脸去,“俺脚皮厚,用不着。”
陈墨林把那卷千层底布条一层一层裹在脚上。布条上有针脚,密密的,他摸着那些针脚,忽然想起娘。他没言语,把裹腿打紧,睡了。
夜里落雪,行军锅上盖着秫秸帘子,压着石头。哨兵缩在崖根底下,枪抱在怀里,像抱着个人。
队伍过围场大山那天,孙殿英下了道命令:全军的骡马,驮的枪械弹药一律不许卸;军官的私财,超过一驮的,就地分给兵。他自己那几口紫檀木箱子,也叫勤务兵抬出来,当着大伙的面开了——里头是些书册、地图,还有半箱子山西的陈醋。
士兵们哄笑。孙殿英也笑:“笑什么,打仗不吃醋,嘴上要有火疖子的。”
笑声过去,队伍又沉默地往山外走。
这天夜里翻山,山上宿不得,全军人马在北面背风的坡上露营。几千堆篝火,顺着山坡一层一层地亮上去,跟天上的星星接了茬。
陈墨林跟高鹞子守着一堆火。火边围着的,一半是永城兵,一半是商丘兵,两家隔着一条涡河,口音差着一丝,斗嘴却是一路斗过来的。商丘兵说,恁永城人吃饭离不了蒜;永城兵说,恁商丘人熬个汤都搁糖。斗着斗着,不知谁起的头,说到了家里的地。一个商丘兵掰着指头算:家里六亩地,去年发大水淹了四亩,所以他出来了。一个永城兵说,他家地更少,兄弟四个,他是老三,不出来就得饿死。
“那你出来当兵,”商丘兵问,“家里舍得?”
“舍得。”永城兵往火里添了根柴,“俺爹说,出去吧,好歹是条活路。等世道太平了,回来,地还在。”
火堆哔剥响了一声。没人再接话。远处别的火堆边上,有人在低低地唱,豫东的太平调,词听不真,调子是思乡的调子,一声一声,往山外头飘。
高鹞子把裹腿解开又缠上,缠好了,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俺跟恁们不一样,俺没有地。”
火光照着他半边脸。他说:“俺爹娘走得早,十六就吃粮当兵。这些年,队伍就是俺的地。”他顿了顿,咧嘴一笑,“所以这个队伍要是打没了,俺就啥也没了。都精神着点——听见没?”
这天夜里宿在围场县一个叫半截塔的地方。村子不大,一夜住进来几千号兵,院里、场院上、崖根下,横七竖八全是人。孙殿英的行营设在村东头一座旧庙里,李锡九跟他住在一处。
二更天,庙里油灯还亮着。
孙殿英盘腿坐在炕上,就着灯看地图。热河的地图是从北平买来的洋版本,等高线密密麻麻,他的手指头在上头慢慢地挪,挪到赤峰,停住。
“先生,”他忽然说,“你坐过来,俺问你个事。”
李锡九把手里烤热的山药掰了一半给他,坐过去。
“韩先生——韩麟符,如今在哪儿?”
“在北平。”李锡九说,“出狱了,不是刑满,是保出来的。”
“谁保的?”
“你保的。”
孙殿英咧了咧嘴,没吭声。
灯花跳了一下。李锡九慢慢地说:“民国十六年往后的事,军长未必都清楚。老韩这个人,是赤峰人,太平地乡哈拉木头村的。民国八年在天津念书,赶上五四,跟周恩来他们一块儿办觉悟社,编杂志。后来上北大,是李大钊先生的学生,民国十二年入的党——赤峰头一个共产党员。李大钊先生派他去蒙藏学校,乌兰夫他们那批蒙古族娃娃入党,就是老韩一双手发展的。”
“大人物。”孙殿英说。
“四一二以后,老蒋悬赏五十万大洋要他的脑袋。”李锡九的声音平平的,像在说旁人的事,“他跑到南昌,参加了起义。起义打散了,被叛徒出卖,判了十五年,押在北平的监狱里。”
“十五年。”孙殿英把烟袋锅在炕沿上磕了磕,“他要是安分在家当个教书先生……”
“他偏不安分。”李锡九笑了,“这也正是我要跟军长说的。去年秋天,我到你的军里来,不是我自己要来的。上头跟我谈过:四十一军是杂牌,可四十一军的军长,是个念旧仇的人——你跟满清有家仇,跟日本人有没有国仇,要看这一仗。组织上的意思,是把你这样的人当朋友争取。老韩保出来,进了你的军部当政训处长,学兵队是他一手办的。这一层,你明白,他也明白,就是不明说。”
孙殿英不说话,把地图慢慢地卷起来。
“俺孙殿英,”过了很久,他说,“杀人放火的事干过,偷坟掘墓的事也干过。可是俺有一条——谁欺负中国人欺负到家里来,俺跟谁拼命。这一条,先生可以带话。”
“不用带话。”李锡九站起身,把皮袄披上,“这一条,赤峰马上就要用得着了。”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军长,到了赤峰,你该去见一个人。”
“谁?”
“王逸伦。也是咱们的人,早几年就回了赤峰,在乡间办学校、发动群众。你进城以后,会有人替你引线。热河是口外地方,民心就是城墙。官面上的城墙靠不住,这道墙,得靠人。”
孙殿英点了点头。这一夜,他没再抽烟,油灯亮到很晚。队伍继续往东走。
出围场地界那天,路上开始出现逃难的人。起初是三三两两,后来成群结队——推着独轮车的,挑着担子的,抱着孩子的,牵着瘦羊的。都是从东边来的,一问,全是赤峰、乌丹、林西方向逃出来的。兵们把炒面分给孩子,孩子不敢接,爹娘就攥着兵的手,一个劲作揖。
有个老头,赶着一辆瘦马拉的铁瓦车,车上坐着个瞎眼的老太太。他拦住行军的队伍,挨个问:“老总,你们是去赤峰的?”
“是。”
“不回来了吧?”
士兵们不知道怎么答。老头也不等答,赶着车就走,走几步又回头喊:“老总们,赤峰城里有的是好人!老百姓会给你们腾房子,炖肉,烙饼!你们……你们多带几个人去!”
高鹞子站在雪地里,看着那辆车吱吱呀呀走远,忽然骂了一句:“他娘的。”骂完,把肩上的枪往上颠了颠,大步追队伍去了。
陈墨林把自己那份炒面,整个塞给了一个逃难的女人怀里抱着的孩子。他空着手追上队伍,高鹞子斜眼看他:“你自己吃什么?”
“我不饿。”
“放屁。”高鹞子从怀里又摸出半个窝头,掰了一半塞给他,“俺娘说了,出门在外,粮比命金贵。记住喽,往后上了阵,兜里揣块干粮,死也死得踏实。”
陈墨林把那半块冻得梆硬的窝头揣进怀里。窝头贴着胸口,一点一点被体温焐软。他后来在很多年里都记得这个滋味——那是他出关路上,吃过的最软和的一口干粮。
二月二十六日,队伍抵达赤峰西边的山口。
前锋回报:赤峰城已无守军,汤玉麟的骑兵第十旅早就拉走了,城里只剩商团民勇,日本人的特务满街都是。而日军先头部队——茂木旅团的骑兵,已经过了老哈河,离城不足两百里。
孙殿英站在山口的风雪里,朝东边望了很久。
东边天低云暗,雪雾茫茫,看不见城,只看得见一线灰黄的地平线。他忽然回过头,对身边的副官说了一句话。副官一愣。
“去,”军长说,“给俺找一辆拉甜草的大车来。”
“大车?拉甜草的?”
“对。”孙殿英拍了拍身上的雪,脸上那几粒麻子,在寒风里泛着青白,“俺先走一步。部队,照原计划,明天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