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雪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热河开战的当天，山西晋城落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雪是后半夜下起来的。到天亮，城墙垛口积了半尺，护城河封了冻，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军部门前那两个哨兵还直挺挺戳着，眉毛胡子上挂满了霜，像一对雪堆的石头人。

军部设在城隍庙改的营房里。上房屋里烧着两个炭火盆，孙殿英披着一件老羊皮袄，盘腿坐在炕上，就着烟灯抽大烟。他抽烟有讲究，不让人在跟前伺候，屋里只有他自己，和一个负责烧烟的哑巴老勤务兵。烟枪是云南的乌木杆，枪头上镶着翡翠嘴，行家看一眼就知道不是凡品，也有人私下嘀咕，说那八成就是东陵里的物件。孙殿英听见了也不恼，就说：好东西，搁在地底下烂了可惜。

烟抽到一半，机要参谋在门口喊报告，声音急。

“军座！北平急电！”

孙殿英没起身。他把烟枪在烟灯上慢慢地转了半圈，才说：“念。”

参谋展开电文。屋外风声呜呜地灌，他扯着嗓子念，念得磕磕绊绊——电文是张学良拍来的，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字斟句酌，但意思掰开揉碎了就一层：热河告急，着四十一军克日驰援，进驻赤峰，归张作相第二集团军序列。

屋里静了片刻。哑巴勤务兵蹲在炭盆边，看看军长，又看看参谋。

孙殿英坐起来，盘着的两条腿放下来，趿上鞋。他走到窗前，一巴掌把窗子推开，风雪扑了他一脸。他也不擦，就那么眯着眼往外看。院子里的雪还在下，一片一片，又急又密。

“赤峰。”他说，“好远的地方。”

参谋没敢接话。

“开鲁丢了没有？”

“电报上说……还撑着。汤玉麟的兵在开鲁一线。”

“崔兴武？”孙殿英哼了一声，“他那号人，撑不了三天。”

他转身回炕边，把烟具一件一件收进紫檀木匣子里，收得很慢，很仔细，像收一件兵器。收到最后，他把那杆乌木烟枪拿起来，端详了一会儿，忽然塞进匣子最底下，扣了搭扣。

“传令。”他说，“三个旅，今夜收拾，明日天亮开拔。”

“是！”

“等等。”他叫住参谋，“叫李先生来一趟。”

李先生就是李锡九，军里的高级顾问。老头子六十多了，长袍马褂，山羊胡子，看着像个乡下教书先生，走在四十一军这帮土匪出身的军官堆里，比谁都扎眼。可是孙殿英敬他，全军官佐跟着敬。头两年没人知道底细，只听说这老头是老同盟会，见过大世面，蒋介石请他做官他不做，跑到孙殿英这个杂牌军里来当顾问，图什么，没人说得清。

李锡九进来的时候，肩上落着雪。他掸也没掸，就在炭盆边坐下了。

“先生觉得，这仗该不该打？”

老头子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这一眼很长。然后他说：“军长问的，是四十一军该不该去，还是你孙魁元该不该去？”

孙殿英咧嘴笑了笑，麻子脸上挤出几道褶子。

“俺这个人，”他说，“偷坟掘墓的事都做过了，天下人骂俺盗墓贼。这一回去，要是打好了，兴许能洗一洗。要是打死了——”他顿了顿，“掘墓贼死在抗日战场上，不亏。”

李锡九没笑。他把茶碗放下，很郑重地说：“这么想，就对了。”

雪下到傍晚，还没停。

军部大院的空场上，各营的兵开始领干粮、查枪械。四十一军是杂牌里的杂牌，枪支七拼八凑：汉阳造、老套筒、晋造的六五枪，还有一批阎锡山兵工厂出的“十七式”，机枪少得可怜，一个连摊不上两挺。棉衣是去年发的，穿了两个冬天，肘弯膝盖都磨透了，棉花黑一块灰一块地从破口里拱出来。

二营的文书上士陈墨林蹲在库房门口，就着雪光登记枪械册子。

他今年十九岁，河南永城人，跟孙殿英算正牌老乡。念过三年私塾、两年县立高小，要不是家里遭了变故，这会儿该在开封念师范了。父亲死得早，母亲守着三亩薄地过活，荒年熬不下去，他跟着舅舅出来“找活路”，活路没找到，找到了队伍。那一年他十六岁，个子没长足，站队站在排尾。如今三年过去，他成了二营唯一识字最多的兵，全营的家书都从他手里过。

家书摊在膝盖上，还有六封没写完。都是弟兄们口述的，一封来自河南，一封来自山东，还有一封是替高鹞子写的——高鹞子是老兵油子，识不了几个字，可每回都让陈墨林写上密密麻麻三大页，末了还嫌少。

“墨林！墨林！”高鹞子从雪地里跑过来，肩上的雪直往下掉，“听说没有，开拔！去热河打鬼子！”

“听说了。”

“你怕不怕？”

陈墨林把手里的笔头在墨盒里蘸了蘸，低着头说：“怕。”

“怕就对了。”高鹞子一屁股蹲在他旁边，从怀里摸出个冻硬的窝头，咔嚓咬了一口，“不怕的是傻子。俺头一回上阵那年，尿了裤子。打完那仗，俺就不尿了。”

“为什么？”

“见得多了。”高鹞子嚼着窝头，含混不清地说，“人啊，就跟这窝头一样，看着硬，一咬也就那么回事。”

陈墨林笑了。他把枪械册子合上，忽然想起什么：“你那封信，还写不写了？”

“写！”高鹞子把窝头咽下去，抹了把嘴，“加上一句：娘，儿要出关打日本了，等打完这仗，儿回家给您盖三间大瓦房，带门楼的那种。”

陈墨林提笔写了。写到“带门楼的那种”，他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天。

雪还在下。老鸹从光秃秃的槐树上扑棱棱飞起来，叫了两声，不知去向。他想，娘这会儿该睡了，窑里那盏油灯，省着用，天黑透就吹。他在心里说：娘，儿也要出关了。出关是去打谁，娘未必明白，可娘要是听见“打日本”三个字，一定会在灶王爷跟前多磕一个头。天黑以后，雪小了些。

孙殿英在军部大堂召集营以上军官议事。堂上没生火，一百多号军官站得笔直，呵出的白气在灯影里搅成一团。

孙殿英一身灰布棉军装，打着绑腿，跟兵穿的一个色。他没多废话。

“丑话说前头。”他说，“热河那地方，咱们人生地不熟。汤玉麟的兵指望不上，张学良的东北军也指望不上。咱们去了，就是客军，孤军。打起来，天上的飞机是日本人的，地上的大炮是日本人的，人家吃的是罐头，咱们吃的是炒面。”

堂下没人出声。

“所以，”他提高嗓门，“怕死的，现在说。想留下的，现在说。俺孙殿英不怪罪，给你三块大洋路费，回老家过安生日子去。”

还是没人出声。灯芯毕毕剥剥地响。

“好。”孙殿英点点头，一挥手，“都回去告诉弟兄们：四十一军在山西吃了几年闲饭，馍也吃了，烟煤也烧了，山西人的情，咱们欠着。这回出去，是要还债的——还中国人欠中国人的债。”

散会以后，军官们冒着雪往各营走。李锡九留下来，两个人在空荡荡的大堂里站了很久。

“先生，”孙殿英忽然说，“俺还有一件事，想跟先生商量。”

“你说。”

“要是……俺是说要是，这一仗打下来，人打没了，城也没守住，天下人会怎么说俺？”

李锡九捋着山羊胡子，看着门外的大雪，缓缓地说：“军长，天下人怎么说，管不着。可赤峰人怎么说，你管得着。城在人在，城亡人亡——赤峰人往后一百年，都会记得一九三三年，有个麻脸军长，带着一群饿肚子的兵，替他们挡了七天。”

孙殿英没言语。过了好一会儿，他伸手接过老先生肩上的皮袄，替他披上，说：“外头冷，先生回吧。”

开拔的消息，傍晚就传遍了晋城。

百姓们不知从哪儿听说的，说四十一军要去口外打日本。天擦黑，军部门前的街上，陆陆续续聚了人。先是看热闹的孩子，再是提着篮子的妇女，最后，是拄着拐棍的老人。没人喊口号，也没人组织，人越聚越多，黑压压地站了半条街，都朝着军部大门的方向。

队伍出城的时候，路两边的百姓往前递东西。烙饼、煮鸡蛋、红枣，一双一双粗糙的手，把东西往兵的挂包里塞。有个老太太拉住一个兵的袖子，往他手里按了两个还温乎的鸡蛋，说不出整话，只是一个劲地说：“孩儿，孩儿。”

兵们不认识这些人。可他们都低了头，加快脚步往前走。有人走着走着，抬起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

陈墨林回头望了一眼。城门口，老百姓还站着，朝队伍的方向望。晋城人跟四十一军非亲非故，就因为这支队伍是朝日本人去的。

他在心里记住了这一幕。往后很多年，他都记得：一个兵值不值钱，不看他自己怎么说，看的是他出城的时候，路边的人，肯不肯为他站一站。

当夜，四十一军三个旅依次开拔。雪原上，队伍拉成一条黑线，马灯一盏一盏，在风雪里明明灭灭。走在队伍中段的陈墨林回头看了一眼，晋城的城门楼子在雪幕里只剩一个灰扑扑的影子。他们只知道，要出关了。关外有雪，有鬼子，有一座叫赤峰的城，在等他们。

他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他们只知道，要出关了。关外有雪，有鬼子，有一座叫赤峰的城，在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