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民国十七年的夏天，河北遵化，马兰峪。

后半夜的雷声是从地底下滚出来的。

守陵的老人后来跟人说，那不是雷。雷是天上响的，一阵过去就散了。那声音是从山肚子里闷闷地撞出来，撞一下，停一停，再撞一下，像有个巨人在陵山底下抡锤，一下一下，敲的是大清两百多年的骨头。

天亮以后，人们才知道，裕陵和定东陵的地宫，都被凿开了。

炸药崩碎石门的那一刻，一个中等个子、面皮黑瘦的军官就站在裕陵的券洞口。他三十来岁，脸上有几粒白麻子，军装外头罩一件灰布褂子，手拢在袖筒里，像个蹲在集上等买主的地主老财。工兵营长举着马灯从地宫里爬上来，一脸是土，冲他点了点头。

他没动。他就那么站着，往地宫的黑洞里看。

黑洞里有水声。裕陵的地宫渗了几十年的水，慈禧和乾隆的棺椁就泡在黑水深处。马灯的光够不到底，只照亮券门上头一层湿漉漉的石茬，像一处新崩的伤口。

“军长，”工兵营长哈着腰，“抬出来了，四十七箱。”

四十七箱。翡翠西瓜、九龙宝剑、夜明珠、朝珠、金字经卷、织金的陀罗尼经被。后来这些物件的去向，报纸上吵了十几年：有的进了南京的公馆，有的换了宋家的枕头，有的戴在谁的手腕上，至今没人说得清。

军官还是没动。

守陵老人记得清楚，那天早晨的日头从东边的山口爬上来，照见券洞口的这个人，他掏出一根纸烟，划了三根洋火才划着——手不抖，是风大。他抽烟的时候，麻子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不像发了横财的人，倒像个收完秋的庄稼汉，站在空了的地头。

他叫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行伍出身，早年在豫西拉杆子，麻脸是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那一年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驻防蓟县、遵化一带。清东陵，正在他的防区里。

天下的骂声，是半个月后起来的。

逊清遗老在天津设了灵堂，白幡挂了一街。遗折雪片似的飞向南京，字字泣血：请诛孙魁元，以谢列祖列宗。报纸上的标题一天比一天狠：东陵大盗。盗墓贼。民族败类。有位遗老当众折断了一根文明棍，说孙殿英掘陵辱祖，天理不容，人神共愤。

孙殿英在军部里看报纸。看完，把报纸对折，垫在茶碗底下。

“军长，外头骂得凶。”副官小心地说。

“骂吧。”他说，“他们家祖宗杀俺家祖宗的时候，咋没人说天理？”

这话没见报。见报的是他后来在一次酒席上的话：满清杀了我孙家三代，我报的是家仇，也算国仇。孙中山有同盟会，革大清的命；冯玉祥有枪杆子，把溥仪撵出紫禁城；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几条，只好去革死人的命。

酒席上有人笑，有人骂，也有人闷头喝酒，没言语。

案子后来不了了之。据说宝物送到了该送到的地方。孙殿英还是带他的兵，只是这顶“东陵大盗”的帽子，从那天起就焊在了他脑袋上，比军衔还牢靠。走哪儿，帽子跟到哪儿。他的部队是杂牌，饷是欠的，枪是旧的，地盘是别人挑剩的。中原大战，他跟过冯玉祥、阎锡山；大战败了，他又退过黄河，缩进山西，被张学良收编，改了番号。晋城的冬天冷，他的兵在营房里饿得睡不着，他就就着煤油灯抽大烟，一抽抽到后半夜。

大烟是他另一桩出名的营生。年轻时他贩过烟土，如今自己抽，人送外号孙老殿、孙大麻子，背地里还有更难听的。他一概应着。有一回参谋长劝他戒了，坏名声。他把烟枪往炕桌上一搁：

“俺这个人，名声还能更坏吗？”

参谋长没接上话。是啊，一个掘了皇陵的人，还怕什么名声。

就这样又混了五年。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热河开了战。日本关东军十万日伪军兵分三路，十二天席卷热河全境，东北军望风而溃，举世哗然。人人都以为热河这出戏会一路溃到底，溃到山海关，溃到华北平原——却没想到，在热河北部那座叫赤峰的城下，戏文换了词。

城是空的。守城的是一支杂牌军，就是那个掘过皇陵的人带来的。

从二月二十七日进城，到三月二日城破，孙殿英和他的四十一军在赤峰同日军血战了七天。飞机、重炮、骑兵、坦克，关东军把家底搬出来砸这座孤城；守军的枪是旧枪，弹是残弹，兵是饿兵，棉衣都没领齐。七天里，山水坡、沙坨梁、三道街，一寸一寸地打，一寸一寸地守。城破那天，四十一军死伤枕藉，退出西门的时候，军长对着满城跪地挽留的士绅商民，摘下军帽，作了一个揖。

举国骂了他五年的人，那一个礼拜里，头一回有人管他叫民族英雄。天津的报纸，上海的学生，都记住了赤峰这座城，也记住了这个麻脸军长的名字。

后来有人问起那七天。那时节他已经败了，又降了，又败了，蹲在战俘营里，大烟瘾发作，浑身的骨头缝都在疼。他靠着墙，眯着眼，半天，说了一句：

“那年冬天，赤峰的雪，下得真大。”

雪是从民国十七年夏天那声闷雷里就开始落的。掘过皇陵的那只手，在赤峰城头握过枪，端过大烟枪，也给死去的弟兄抹过眼睛。手还是那只手。

这只手要先在雪地里走很远的路。

一九三三年二月，山西晋城，孙殿英的军部里，一封从北平拍来的急电，正在穿过漫天大雪，朝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