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义诊簿找出来。”

苏蘅压住焦页，苏砚已经转身冲进后堂。

柜子最底层放着程映月案结案后送回的旧证物。苏砚搬出木箱，解开两层防潮布，从最下面抽出一本发黄的簿子。

封皮上写着城南义诊四个字。

苏砚翻到焦页残号对应的那一页，手指停在页角。

“编号对上了。”

焦页背后的残号是城南义诊丙十二。义诊簿丙十二页，记的是城南二十七户贫户的姓名、住处和领药手印。

阿绫看着那排手印。

“补差银的收款编号，为什么会用义诊簿页号？”

“光看编号不够。”苏蘅将焦页重新封好，“去刑部，看冯绍安提交的河东领药回执。”

苏砚抱起义诊簿。

“若回执上也有这个编号呢？”

“那就看手印。”

刑部证物处已经落锁。看守听完来意，没有开门。

“明日终审，今日所有证物一律不得拆阅。”

苏蘅把城南义诊簿放到桌上。

“我们不带走河东回执，只在你面前对照。”

“冯郎中已经递过话，涉案人不得私查证物。”

“谁定的规矩？”

看守没答。

程御史从廊下走来，身后跟着刑部书记官。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旧簿。

“开门。两名看守在场，每翻一页，记一次。”

铁锁打开，河东领药回执被取出来。

一共六册。

回执上记着灾民姓名、住处、领药数量，下面全是黑红手印。纸页齐整，连按印的位置都排得很规矩。

苏砚翻到甲四十七之二发放那日。

页角有一个小号。

丙十二。

他的手停住了。

“姐。”

苏蘅把义诊簿丙十二页放到旁边。

两页纸上的人名不同，住处不同，一页写京城南，一页写河东西棚。可第一枚手印的墨痕，都是左边重，右边轻，指腹中间缺了一小道。

第二枚手印也一样，拇指边缘拖出一条细尾。

苏砚一连对了七枚。

每一枚都分毫不差。

书记官俯身看了半天。

“人的手印相似，也不奇怪。”

“相似不奇怪。”苏蘅指向第三枚，“连墨太湿时留下的晕边都一样，就奇怪了。”

那枚手印中间有一块弯月形空白。

义诊簿旁边写着一行小字。

幼童右手烫伤，不能按印，以左拇指代。

苏蘅把河东回执转过去。

上面写的却是成年男子，河东西棚第五排，领止泻散两包。

“这是城南一个烧伤孩子的手印。”苏蘅道，“按印时，他半只手裹着药布，左手拇指也被火燎出一道水泡。”

书记官皱起眉。

“你如何证明义诊簿上的记录是真的？”

“找当日的坊正。”

苏砚抱起簿子便要走。门外却有人先开了口。

“用不着找，我来了。”

一个穿旧青袍的中年人站在廊下，手里还拎着城南坊册。

苏蘅认得他。程映月案审到义诊簿时，就是他带着十几户贫户到大理寺作证。

坊正进门，先向程御史行礼，又把坊册放到桌上。

“有人去城南打听义诊簿。我怕又要拿苏掌柜当凶手，便把原册带来了。”

苏砚翻开坊册。

丙十二页的二十七户人家，姓名、住处和义诊簿完全一致。每户领药后，都由坊正另记了一笔。

苏蘅点着那枚烧伤手印。

“这个孩子呢？”

“还在城南。他的手是去年被热油烫的，每隔五日便到济生堂换药，从没离过京城。”

“河东回执所记那日，他在哪里？”

坊正翻了两页。

“巳时到济生堂换药，午后回家。是我领他去的。”

苏蘅把两枚一模一样的手印摆到书记官面前。

“这个孩子案发那日就在济生堂。他若能一日跑到河东领药，我倒想请冯大人教他怎么飞。”

证物处安静下来。

苏砚继续核对，六册河东回执中，竟找出三页来自城南义诊簿。有人换了姓名和住处，却连手印顺序都懒得改。

程御史看向书记官。

“这本义诊簿副本，除了大理寺，还有谁见过？”

书记官调来旧案借阅册。

韩执案结案后一个月，户部曾以核验旧赈药流向为由，借走过义诊簿副本。借阅期限七日，经手官员一栏盖着仓场司印。

下面是冯绍安的名字。

苏砚指着归还记录。

“借走七日，足够把每一页都拓下来。”

门外传来脚步声。

冯绍安带着周贵走进证物处。他先看河东回执，又看桌上的义诊簿，原本搭在袖口的手慢放了下来。

“旧案副本是户部按规矩借阅，不能因为手印相同，便说回执由仓场司伪造。”

苏蘅问：“河东灾民的手印，为何出现在京城义诊簿上？”

“也许有人伪造了这本义诊簿。”

坊正将原坊册往前一推。

“程映月案开审时，这本簿子便验过。上面每一户人家都到过大理寺。冯大人想说他们全是假的？”

冯绍安没有接这句话。

刑部书记官当场将六册回执重新封存。那三页重复手印单独拓印，写明存疑，终审前不得再作为河东领药实证。

冯绍安提交的回执，少了一块最能证明药已发到灾民手中的凭据。

苏蘅收起自己的副录。

原义诊簿却被刑部留了下来。

冯绍安看着看守给木匣加上第二道锁，脸上的笑彻底淡了。

他转向周贵，声音压得不低。

“明日终审前，这本簿子不能进刑部正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