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里的灯坏了两盏,剩下那盏一闪一闪。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打开家门的,只记得钥匙插进锁孔时,手一直在抖。
屋里还保持着父亲倒下前的样子。书房门开着,旧收音机的零件撒了一地,烟灰缸歪在桌边,有几根烟头滚到了地上。
我冲进母亲房间,拉开床头柜,身份证、医保卡、旧病历本全塞在一个塑料文件袋里。母亲平时总爱把这些东西收得整整齐齐,以前我嫌她烦,今天却庆幸她什么都管。
我把东西塞进包里,转身就走。
医院急诊楼亮得刺眼。
我赶到的时候,母亲站在抢救室外面,手里还攥着手机。她看见我,一下抓住我的胳膊:
“证件带了吗?”
我点头,把文件袋递给她。母亲接过去,手抖得厉害,身份证从袋口滑出来,掉在地上。我弯腰去捡,看见证件照上的父亲,比现在年轻一点,脸还没这么灰,眼神也没有这么浑。我盯着看了两秒,觉得胸口堵得慌。
医生出来的时候,母亲立刻围上去。我站在旁边,只听见一些断断续续的词:脑血管、急性、还要观察、尽快住院。医生问病史,问血压,问平时有没有吃药。母亲答得磕磕绊绊,说他有高血压,可药总是想起来才吃,说他这些年睡不好,烟也抽得多。
医生皱着眉在单子上写字。
我站在那里,想起父亲倒下前最后那几句话。
“下午,我真查过。”
“那些表,那些灯,那些线,都好好的。”
“我想不明白。”
我一直以为今晚是我要逼他开口。可到了医院,我脑子里最清楚的,却不是他承认自己害怕,也不是母亲说收过仁旺的钱,而是他临倒下前那种茫然。他不像在替自己脱罪,更像一个人被一个问题困了二十多年,到现在还没想明白。
父亲被送去做检查,护士让我们先在外面等。母亲坐在走廊长椅上,整个人缩成一团。她平时在家里总显得很硬,买菜、做饭、骂人、打麻将,谁都觉得她撑得住,可现在她坐在那里,头发乱了,脸上的皱纹像一下深了很多。
我在她旁边坐下。她没有看我,只低声问: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陈国良?”
我没有立刻回答。
母亲闭上眼,肩膀轻轻抖了一下。我以为她会骂我,可她没有。她只是说:“知道了又有什么用?人回得来吗?日子还过不过?”
我本来想反驳,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她说的不是道理,是她这二十多年真的这么过来的。她把那封钱收下,把父亲照顾到今天,把我送出临江,然后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可有些事不是她不说,就真的过去了。
走廊另一头传来脚步声。高鹏和陈小鸥赶到了。高鹏身上还穿着那件旧T恤,外面套了件皱巴巴的外套。陈小鸥头发也没梳,脸色很白,手里攥着手机。
她看见我,先问:
“萧叔怎么样?”
我说:
“医生说还要观察。”
陈小鸥点点头,眼神里有点愧疚。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觉得是自己那张照片来得太巧,把事情推到了这一步。
高鹏靠在墙边,低声问:
“你妈知道我们要去澡堂吗?”
我摇头:
“还没说。”
就在这时,走廊尽头又来了一个人。
仁旺叔拎着一个果篮,身后还跟着个小年轻,手里拿着一袋住院用品。他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像是刚从什么饭局上下来。看见我们三个,他先是一愣,随后马上露出那种熟悉的热心笑容。
“哎呀,老萧这是怎么搞的?我刚听楼下人说,吓我一跳。”
他说着走到母亲面前,把果篮放下,又让那个小年轻把东西搁到椅子旁边。母亲站起来,勉强挤出一点笑:
“你怎么来了?”
“老工友嘛,能不来?”
仁旺叔叹了口气,
“老萧这人,命苦。年轻时候多能干的一个人,这些年把自己熬成这样。”
他说得像是真的心疼,可我听着,心里一点点发冷。因为他说话的时候,眼神一直往我脸上扫。
母亲说:
“医生还没定下来。”
仁旺叔点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缴费单:
“我先垫了一点住院押金,你别推,回头再说。现在人最要紧。”
母亲愣了一下,脸色变得很复杂。她想拒绝,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仁旺叔已经转向我,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途,你也是,回来这几天别总惹你爸生气。他那身体,经不起折腾了。”
我没动,也没接话。
他继续说:
“你要是真孝顺,就好好把手里的工作做好,早点回深圳。临江这些旧地方,拆了也就拆了,人总得往前看。”
高鹏站在旁边,脸色已经沉了下来。陈小鸥低着头,没有说话。
仁旺叔又轻轻叹了一声:
“过去的事,想多了没用。”
我听到“过去”两个字时,心里像被碰了一下。
我抬头看着他,仁旺叔也看着我,脸上的笑还在。他又对母亲说了几句保重,便带着那个小年轻走了。走廊里重新安静下来,果篮放在长椅边,包装纸亮得刺眼。
高鹏等他走远,才低声骂了一句:
“他刚刚是不是话里有话?”
陈小鸥抬起头,看向我:
“他是在提醒你。”
我没说话。
医生后来又出来一次,说父亲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还要继续观察。母亲留在医院。我跟她说回家拿点东西,她看着我,明显不信,可最终没有再问。也许她太累了,也许她已经知道,有些事拦不住了。
夜里十一点半,我们到了临钢老澡堂外面。
老澡堂在工人俱乐部后面,从运输街绕过去,要经过一条很窄的巷子。小时候我来过这里,不过印象很浅,只记得冬天傍晚,这里总是冒热气,男人们洗完澡出来,头发湿着,肩上搭条毛巾,站在门口抽烟。
现在这里早没热水了,门头塌了一半,墙上的字掉得只剩一个“浴”,和陈小鸥照片碎片背后的那个字一样。
高鹏用手电照了一下门锁,低声说:
“正门进不去。”
我问:
“还有别的口子?”
他往后面一指:
“以前男浴那边有个送煤的小门,后来封了,但墙塌了一块。”
陈小鸥把相机背带绕在手腕上,说:
“走。”
我们绕到后面,踩过一片荒草。墙根下全是碎砖和烂木板,地上还有几个旧塑料盆,已经脆得发白。高鹏把一块铁皮掀开,后面露出半人高的洞。他先钻进去,我跟着进去,陈小鸥最后一个。
里面比外面更黑,也更潮。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夹着老澡堂特有的肥皂味。
手电光扫过去,白瓷砖一排排贴在墙上,大多已经发黄,有些裂了,缝里长着黑霉。地上积着水,踩上去有轻微的回声。远处是淋浴区,水管锈得厉害,喷头七零八落挂在墙上。
陈小鸥没急着往里走。她拿出手机,打开那张照片碎片的放大图,又举起相机,对着墙拍了几张。她走得很慢,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对比白瓷砖的缝、墙角的裂纹,还有铁柜旁边那道竖线。
过了几分钟,她停在西边一排更衣柜前。
“就是这里。”
那排铁柜靠墙摆着,柜门锈得发红,编号牌掉了一半,有的门开着,有的歪着。手电照过去,柜门上的油漆一块块翘起来。陈小鸥把照片举起来,屏幕里的白瓷砖、墙缝、柜门边缘,和眼前这片墙一点点重合上了。
她说:
“洪忠叔家被撕走的那张照片,应该就是在这里拍的。”
高鹏皱着眉:
“老洪为什么会有澡堂照片?”
没人回答。
高鹏蹲下去看锁。他虽然嘴上总说自己瞎混,可修车铺干了这么多年,锁芯、铁皮、螺丝,他比我们熟。他一只柜子一只柜子看过去,手电光在锁孔上停了很久。
“这几个锁都被撬过。”他说。
我蹲下去:
“什么时候撬的?”
“有旧痕,也有新痕。”高鹏用指甲刮了一下锁孔旁边的铁锈,“这几个不一样,锈被刮掉了,应该最近有人动过。”
陈小鸥立刻拍照。
高鹏一路看到第二十七号柜时,停住了。那柜门没有完全合上,门缝里卡着一小片烂塑料,像是有人撬开以后又随手塞回去的。
“这个最明显。”他说。
柜门被高鹏撬开时,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里面没有照片,也没有什么一眼就能看懂的东西,只有一团发黑的塑料布,几张烂掉的旧报纸,还有一股潮了很多年的霉味。陈小鸥举着手电往里照,光扫过柜底,又停在柜门内侧。
“这里被动过。”她说。
我凑过去看,柜门内侧贴着一层很薄的铁皮,边缘已经锈住,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柜子原本的一部分。高鹏用螺丝刀一点点别开,铁皮松动的时候,里面掉出来一小块纸片,已经潮得发软,边角烂掉一半。
陈小鸥戴上手套,把纸片捡起来,摊在手电光下。
纸上只剩几行字。
【临钢职工澡堂更衣柜……】
下面一行被水泡糊了,只能看见一个“补”字。再下面,是半个柜号。
【二十……】
最后一栏倒还清楚:
【经手:余丽芬】
高鹏的脸一下白了。
我看向他:
“余丽芬,是你妈?”
他没马上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
“同名的人也不是没有。”
可这句话说完,他自己都没信。
陈小鸥把纸片翻过来。背面还有一小截红色印章,已经看不完整,只剩下几个字:
【……财务科】
我问:
“你妈以前在财务科?”
高鹏没看我,声音很闷:
“嗯。她以前在厂里管账,后来改制的时候,也跟着做过一阵清算。”
“清算什么?”
“我哪知道。”
高鹏语气一下冲了起来,
“我小时候谁跟我说这些?”
他说完,自己也像觉得过了,低头骂了一句,没再说话。
我盯着那张纸片。我们原本是顺着洪忠叔家的照片找到这里,以为这里会有某个藏起来的旧东西。可柜子里没有答案,只有余丽芬的名字和财务科的章。
这已经够让人不安了。
陈小鸥把纸片拍下来,又拍了柜门、锁孔和那块松开的铁皮。高鹏蹲到锁孔前,用手电照了很久。
“锁芯里有东西。”他说。
他用镊子夹了几下,从里面夹出一点锈渣,还有一小片断掉的金属齿。那东西很小,几乎看不出原来的形状。
高鹏盯着看了很久,说:
“像钥匙断在里面了。”
我一下想到洪忠叔死前攥着的那半把钥匙。陈小鸥也想到了,她拿相机的手停了一下。
我问:
“能确定吗?”
高鹏摇头:
“不能。得看另一半。”
他说的是洪忠叔手里的那半把钥匙。可那东西现在在哪,我们谁也不知道。
澡堂里的风从破窗户灌进来,吹得那排铁柜轻轻响。陈小鸥把那张残纸收好,低声说:
“所以洪忠叔手里的钥匙,可能跟这个柜子有关。”
高鹏没有说话。
我看着纸片上那个名字,觉得事情又往外扩了一圈。照片把我们带到这里,柜子又把余丽芬带了出来。陈国良那天晚上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还不知道;父亲到底隐瞒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可现在看来,这不是一件只发生在锅炉房里的事。
至少,不只是锅炉房。
从老澡堂出来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
高鹏一路没说话。他平时话多,哪怕难受,也要骂两句,可这一次,他只低头看着手机里那张纸片的照片。
余丽芬。
财务科。
二十七号柜。
这几个字单独看,都不像什么大事。可它们偏偏被藏在柜门夹层里。
高鹏说:
“先别问她。”
我看向他。
他低着头,声音很哑:
“至少今晚别问。”
陈小鸥没说话,只把那张纸片又包了一层,放进相机包最里侧。
运输街尽头的路灯坏了一盏。老澡堂的门头在黑暗里只剩一个模糊的“浴”字。
我回头看了一眼。
父亲最后说的是钥匙。
洪忠叔死前攥着的,也是钥匙。
可照片把我们带到这里以后,那把钥匙又指向了另一个名字。
余丽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