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他会见她。

那天他反应那么大——笔停了，指节泛白。一个从"那个很远的地方"回来的人，说他会知道她是谁。等了十年，那边来人了。

他肯定要见。

我等着他一声吩咐。

可他没有。

一天。两天。他没提那张便条，也没让我回那个电话。那张写着号码的便条，就搁在他桌角，压在一摞文件底下。我每回进去，都瞟一眼——它还在那儿，他看都没再看一眼。

第三天上午，那个女人又打来了。

前台转给我，说还是找时总的那位女士。

还是那个声音，比上回急了些，也更小心了。

"时先生考虑得怎么样？我能见他一面吗？哪怕十分钟。"

我拿着话筒，说我再帮您问问。

我去问时砚。

他在看文件。我说："时总，那位女士又来电话了。问能不能见一面。"

他没抬头。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跟她说，最近不方便。"

声音很平。那支笔又停在了纸上。

我"哦"了一声，退出去。

拿起电话，我犹豫了两秒，才拨回去，跟那女人说：时总最近忙，改日再约。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觉得心虚——这话，我上回也是这么说的。

那女人在那头沉默了一下，说："好，那我过两天再打来。谢谢您。"

又过两天。她果然又来了。前台一说"还是那位女士"，我就知道是她。

这几天，我留意着时砚。他状态又不对了——像倒计时那阵子，签字会停笔，开会走神，看窗外的时间比平时长。可这回，跟那天不一样。那天是等，这回，倒像是躲。

电话接起来，还是那个声音。带着点什么——不是纠缠，是一种类似熬了很久的恳切。

"我知道冒昧。"她说，"可有些话，我憋了十年了。我答应过人的。这趟回来就为这一件事。您跟时先生说，我求他，见我一面。"

十年。答应过人。

我心里发沉。

我又去问时砚。

这次我没说"不方便"。我把那女人的话，一句一句学给他听。

他坐在桌后听着。

听完，没说话。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开口了。

然后，他说了三个字。

"先放着。"

就三个字。

背对着我，声音闷闷的，听不出情绪。窗外天色阴着，他的背影立在那片灰白里，一动不动，像也被冻住了。

"时总，那……要不要留着她的号码，万一……"

"留着。"

几乎是立刻。

那个"留着"，说得比什么都快。

我回了那女人。这次她没再说过两天，轻轻叹了口气："我明白了。"

那天晚上，收拾他桌上的东西时，我看见那张写着号码的便条，不在桌上了。

我翻了翻。

它被夹进了那本本子里。

跟那些信、那张照片、那些他写了没寄的字，压在一起。

他躲着不肯见。

可他把她的号码，收进了这里。跟那些信、照片、写了没寄的字，收在一起。

我把本子照原样放回去。

他到底在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