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终于转过头来看我。

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深，但这一次，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是疲惫。是认命。是某种我读不懂的、很重很重的东西。

“小姐，”她说，“你不需要知道。”

“顾盼需要知道！”

我喊了她的名字。不是“孟老板”，不是“你”。是孟冬。

她的睫毛颤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不是台上的笑，不是敷衍的笑，是真真切切的、从心底里漫上来的笑。

但那笑容里有太多东西了。有心酸，有苦涩，有一种“终于等到这一天”的释然。

“送我走吧。”她说。

警察来的时候，她没有反抗。

她甚至主动伸出了手，让警察给她戴上镣铐。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小姐，”她说，声音很轻，“你恨我吧。”

我没有回答。

她走了。

走出广和楼的时候，外面下雪了。她穿着那件素白的中衣，走在雪地里，像一个纸人。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变小，消失在漫天大雪里。

我没有哭。

我告诉自己，我不为凶手哭。

一个月后，我去监狱看她。

她瘦了很多。监狱里的日子不好过，她本来就瘦，现在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睛显得更大更深。

但她还是干干净净的。囚服洗得发白，头发用一根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布条扎着。

隔着铁栏杆，我们面对面坐着。

“你想知道什么？”她问。

“真相。”

“我说过了。你哥哥该死。”

“为什么该死？”

她沉默。

“孟冬，”我说，“我哥是我哥，但他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他死了，我的家散了，我父亲一夜白头。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让我死个明白。”

她低着头，很久没有说话。

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小姐，”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哥为什么要从书房楼梯上走下来？”

我没听懂。

“那天晚上的宴会，”她说，“你父亲请的那些人，你知道是做什么的吗？”

我不知道。

“你父亲要交出兵权，告老还乡。你哥哥不同意。他联络了那些人，要逼你父亲让位给他。”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你说什么？”

“你哥哥要杀你父亲。”孟冬抬起头看着我，“那天的宴会上，他已经布置好了。如果不是我先动手，死的就是你父亲。”

“你胡说——”

“我没有胡说。”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冷，“小姐，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唱《斩马谡》？那是我给你哥哥的信号。我告诉他，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以为我是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