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游回来之后的日子，徐清童觉得自己像是被泡在了一缸温水里。不冷不热，不急不缓，整个人懒洋洋的，连心跳都比以前慢了半拍。不是不喜欢他了，而是那种喜欢从一种尖锐的、刺痛的、像针扎一样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柔软的、温暖的、像棉被包裹一样的感觉。她还是会因为他的一句话心跳加速，还是会因为他的一个眼神耳朵发红，但那种加速和发红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让她手足无措了。她开始习惯这种状态，就像习惯了呼吸，习惯了心跳，习惯了他坐在她右边。

但她发现了一件事。

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她心里、怎么都拔不出来的事。

他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从开学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他从来没有叫过她“徐清童”，没有叫过她“清童”，没有任何一个称呼。他跟她说话的时候总是用“你”来代替，或者干脆省略主语。“早”是你好的省略，“谢谢”是感谢你的省略，“嗯”是所有一切的省略。他像一个在跟自己说话的人，她只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这些省略号的听众。

她一开始没在意，因为她觉得他只是不习惯叫别人的名字。他对谁都那样，对李麒麟叫“喂”，对张江路连“喂”都不叫，直接用眼神交流。但后来她观察了几天，发现他跟李麒麟说话的时候偶尔会说“麒麟”，跟张江路说话的时候会说“江路”，虽然次数不多，但确实是叫过的。只有她，他从来没有叫过。

也许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徐清童就觉得自己想多了。他们同桌三个月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老师在课堂上点过无数次她的名，他在旁边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课代表发作业的时候会喊“徐清童你的作业”，她的课本、笔记本、笔袋上到处都写着她的名字，他只要稍微看一眼就知道了。

但他从来没有叫过。一次都没有。

也许他不在乎她叫什么名字。这个念头比上一个更锋利，扎得更深。不在乎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就是不在乎这个人本身。你只是他旁边的一个物体，一个有温度的、会说话的、会给他递薯片的物体，但物体的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坐在那里，不挡路，不碍事，偶尔提供一些零食。

徐清童把这两个念头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天，想得她上课走神，想得她晚上失眠，想得她在草稿纸上写满了“徐清童”三个字，然后又在旁边写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她决定不再想了，她决定直接问他。

她选了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午休。

高一的午休是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大部分同学会趴在桌上睡觉，一小部分会写作业或者偷偷玩手机。教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嗡嗡的声音和偶尔翻书的声音，窗帘拉上了大半，光线变得昏暗而柔和，像一间被调暗了的暗房。徐清童没有睡着，她趴在桌上，脸埋在手臂里，但她的眼睛睁着，透过手臂之间的缝隙看着旁边的李盛夏。他趴着睡了，脸朝她的方向，手臂交叠在桌上当枕头，呼吸均匀而平稳。他的睫毛很长，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不太清楚，但能感觉到它们在微微颤动，像蝴蝶翅膀在休息时那种细微的、不自觉的抖动。他的嘴唇微微张着，露出一小截牙齿，白白的，整整齐齐的。他的头发散落在额前，几缕碎发垂下来，随着他的呼吸轻轻地晃动。

徐清童看了他很久，久到她的手臂被压麻了她都没感觉到。她忽然有一种冲动，一种她压抑了很久、每天都在压抑、但今天怎么也压不住的冲动。她想碰他。不是碰他的手，不是碰他的脸，而是碰他的肩膀。轻轻地、悄悄地、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碰一下。

她慢慢地、慢慢地、以蜗牛爬行的速度，把脸从手臂里抬起来。她看了看周围，大家都在睡觉，没有人注意她。杨采馨趴在前面的座位上，头埋在手臂里，呼吸声很重，应该睡得很沉。赵月盖着一件外套，整个人缩在椅子上，像一只蜷起来的猫。蒲可欣坐得笔直，但眼睛闭着，应该也在睡。

她的目光收回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的肩膀很宽，隔着那件深灰色的卫衣，看起来软软的、暖暖的。她想知道那是什么触感，想知道她的头靠上去会不会很舒服，想知道他会不会感觉到她的重量。她把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他的方向移。她的动作很慢，慢到几乎看不出来在动，像钟表上的时针，你盯着它看的时候它不动，但你不看它的时候它已经走了一大格。她的头离他的肩膀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她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不是阳光晒过的被子的味道，而是另一种，更淡的、更贴近他皮肤的味道，像刚削开的青苹果，清清爽爽的，带着一点点甜。

她的头靠上了他的肩膀。

那一瞬间，徐清童觉得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是那种比喻意义上的停止，而是真正的、物理意义上的停滞。她感觉不到心跳，感觉不到血液流动，感觉不到任何生命体征。她的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个触感——她的左脸颊贴着他右肩膀的那个触感。隔着两层布料——她的卫衣和他的卫衣——他的体温像一条温热的河流，缓缓地、不可阻挡地流进她的身体里，从脸颊流到脖子，从脖子流到心脏，从心脏流到四肢。她的整个人都被这条河流淹没了，暖洋洋的，软绵绵的，像泡在温水里，像躺在云朵上。

她不知道自己保持了那个姿势多久。也许十秒钟，也许三十秒，也许一分钟。时间在她靠上他肩膀的那一刻就失去了意义，它不再是线性的、可度量的东西，而是一片混沌的、黏稠的、像蜂蜜一样流动缓慢的物质。

然后他醒了。

他的肩膀动了一下，不是那种刻意的、用力的动，而是那种刚睡醒时无意识的、伸懒腰之前的微微一动。但就这一下，徐清童的头从他肩膀上滑了下来，像一颗成熟的果子从树上掉下来，噗的一声，落在她自己的手臂上。她的脸烫得像被火烧过，她的耳朵红得像要滴血，她的心跳终于恢复了，但恢复得太猛烈了，像一台被重新启动的发动机，轰鸣声大得她觉得整栋楼都能听到。

李盛夏抬起头，揉了揉眼睛，转过头看着她。他的眼神带着刚睡醒的迷蒙，像隔着一层薄雾看东西，看不清楚，但感觉得到。他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的耳朵，看着她那副做贼被抓到时才会有的慌张表情。

“怎么了？”他的声音低低沉沉的，带着睡意未消的沙哑，像被砂纸打磨过的木头，粗糙但好听。

徐清童张了张嘴，想说“没什么”，想说“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想说“你的肩膀好暖和”。但这些话在她嘴边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出来的却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她自己都没想到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她问完就后悔了。这个问题太突兀了，太莫名其妙了，像在一条平静的河里突然扔了一块大石头，水花四溅，涟漪扩散，把原本安安静静的氛围搅得一塌糊涂。她看着他，等着他的反应，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又蹦又跳，不安分到了极点。

李盛夏看着她，那双黑色的眼睛里的雾气慢慢散去了，露出下面清澈的、安静的、像深潭一样的水。他看了她两秒钟，然后说了一个字。

“知道。”

徐清童愣住了。他说知道。他不是说“嗯”，不是说“什么”，不是说“你叫什么”，而是说“知道”。他知道她的名字。他知道她叫什么。他从来没有叫过，但他知道。她的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像一杯混合果汁，甜里面带着酸，酸里面带着涩，涩里面又带着一点苦。她想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想知道他为什么知道却从来不叫。

她还没来得及开口，李盛夏已经翻了个身，把脸转向了另一边，准备继续睡。他的动作很自然，好像在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完了，没事的话我睡了。

徐清童看着他的后脑勺，忽然觉得不甘心。她伸出手，犹豫了一下，用手指戳了戳他的后背。她的手指碰到他的脊柱，隔着卫衣的布料，她感觉到了他背部肌肉的轮廓——不夸张，但结实，像一座被泥土覆盖的小山丘，你不知道下面藏着什么，但你知道那下面是坚硬的、可靠的。

李盛夏又翻过来了。这次他的眼神已经清醒了很多，看着她的目光里带着一种“你到底想怎样”的无奈，但那不是真的无奈，而是一种——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一种纵容。像大人看着一个不停问“为什么”的小孩，嘴上说“你好烦”，但心里觉得你可爱。

“你咋知道的？”她问，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到，“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的？”

李盛夏看着她，沉默了两秒钟。然后他做了一件让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他的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不大，但足以让他的右边出现那个她很熟悉的、很浅很浅的酒窝。他看着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那种东西像一盏灯，在黑暗中突然亮起来，照亮了她的脸，也照亮了他自己的脸。

“徐姐。”他说。

徐清童的大脑在这一刻彻底死机了。

她听到了什么？徐姐？他叫她徐姐？这个称呼她太熟悉了，熟悉到她的身体对这个称呼有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般的反应。小学的时候，所有人都叫她徐姐。不是因为她年龄大，不是因为她个子高，而是因为——她打人很痛。非常痛。痛到全班没有人敢惹她，痛到男生看到她都要绕道走，痛到连班主任都在家长会上委婉地跟她妈说“徐清童同学在班级管理方面很有天赋，但建议适当控制一下情绪表达的方式”。

她小学的时候是一个暴力女。不是那种电视剧里演的反派式的暴力，而是一种出于本能的、控制不住的、像火山爆发一样突然的暴力。谁惹她了，她一巴掌呼过去。谁抢她东西了，她一脚踹过去。谁说她坏话了，她追着人家绕着操场跑三圈直到把人堵在角落里。她的打人方式非常直接，没有任何技巧，纯粹是力气大、速度快、出手狠。她的手掌又大又厚，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巴掌能把一个男生的胳膊打出五道红印子，那个男生哭了整整一节课，从此再也不敢跟她说话。

但她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发脾气的。有些事情她不会发火，比如别人跟她分享零食的时候，比如朋友跟她开玩笑的时候，比如有人在她难过的时候安慰她的时候。她的脾气像一座活火山，平时安安静静的，看起来跟普通的山没什么两样，但一旦被触碰到那个点，就会喷发出滚烫的岩浆。那个点是什么，她自己都说不清楚，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个眼神，有时候什么都不为，就是那天心情不好。

上了初中之后，她变了很多。不是因为有人教育她，不是因为看了什么励志书籍，而是因为她自己觉得累了。打人太累了，生气太累了，当一个炸药桶太累了。她开始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学着在生气的时候深呼吸，学着把想打人的冲动转化成其他东西——画画、写字、跑步、吃零食。她花了整整三年时间，从一个让全校闻风丧胆的暴力女，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偶尔会脸红、偶尔会心跳加速、会偷偷喜欢一个人的高一女生。那种反差大到她自己有时候照镜子都觉得陌生——小学时候那个一巴掌把人胳膊打出红印子的徐姐，和现在这个因为男生一句“很可爱”就脸红心跳的徐清童，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她把那段历史埋得很深很深，深到她以为已经把它彻底忘记了。但李盛夏的一句“徐姐”，像一把铲子，一下子把那层土挖开了，露出了下面那些她以为已经腐烂的、但其实还活着的根茎。

她愣在原地，嘴巴张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李盛夏看着她那个表情，嘴角的弧度又大了一点。他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眼睛看着头顶那盏没有开的白炽灯，用一种很平淡的、像在讲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的语气说：“小学六年，一班。你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一班，我也是。”

徐清童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一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一班。她当然记得一班，那是她整个小学的班级，是她从一个懵懂的一年级小豆包成长为一个让全校闻风丧胆的六年级暴力女的地方。她记得一班的教室在教学楼的一楼，窗户外面种着一排冬青树，春天的时候会有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地飞。她记得一班的班主任姓王，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说话声音尖尖的，发起火来能把整个教学楼都震得发抖。她记得一班的同学——杨采馨、雷思鱼、褚心义，她们从一年级开始就是她的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在小卖部门口吃冰棍，一起在操场上跳绳。

杨采馨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爱开玩笑，扎着两个小辫子，笑起来门牙缺了一颗，说话漏风。雷思鱼是班上最高的女生，比一些男生还高，体育特别好，跑步永远第一。褚心义是班上最安静的女生，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但画画特别好，能把一朵花画得像真的一样。她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下课的时候总是在一起，上厕所要一起去，去小卖部要一起去，连被老师罚站都要站在一起。她们的成绩都是中等，不好不坏，不上不下，在班级里既不显眼也不拖后腿。而她，是这个小团体里最不好惹的一个。谁要是敢欺负杨采馨、雷思鱼或者褚心义中的任何一个，她就会让那个人知道什么叫后悔。

三年级的时候，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在放学路上拦住了雷思鱼，抢了她的书包扔到了水坑里。雷思鱼哭着跑回学校找到她，她二话没说，冲到隔壁班教室门口，等那个男生出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按在墙上，一字一顿地说：“再欺负雷思鱼，我让你从三楼飞下去。”那个男生吓得脸都白了，从此以后见到雷思鱼就绕着走。这些事情她以为她已经忘了，但李盛夏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她以为已经上锁的门，门后面是满满当当的、色彩斑斓的、带着青草和粉笔灰味道的回忆。

李盛夏继续说，语气还是那种淡淡的、像在念课文一样的平静：“你坐在第四排靠窗，我坐在你后面。后来换座位，我们同桌过一段时间。四年级的时候，王老师把我们安排在一起的。”

不对，不是王老师。徐清童的记忆突然闪了一下——四年级的班主任不是王老师，王老师是三年级的班主任。四年级的时候，一班换了一个班主任，姓阳。阳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二十七八岁，说话温温柔柔的，但做事很有原则。她不太请家长，不像王老师那样动不动就打电话叫家长来学校。阳老师更喜欢自己解决问题，她相信每个孩子都是可以沟通的，只是需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徐清童小学六年被请家长的次数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是在王老师当班主任的那两年，阳老师来了之后，她几乎没有被叫过家长。不是因为她的脾气变好了——她的脾气那时候还是炸药桶——而是因为阳老师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了。王老师喜欢用惩罚来威慑，阳老师喜欢用谈话来疏导。徐清童虽然脾气暴，但她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她只是不喜欢被人用命令和威胁的方式对待。

四年级的时候，阳老师把她和李盛夏安排成了同桌。原因是她的数学成绩太差了，差到阳老师看了她的成绩单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李盛夏叫到办公室谈了一次话。她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她记得李盛夏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表情跟平时没什么两样，还是那副淡淡的、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第二天，阳老师就在班会上宣布了新的座位表，她和李盛夏成了同桌。

数学老师陶老师是个女老师，四十多岁，短发，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语速很快，上课从来不拖堂，但下课时间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成绩差的学生。她的教学理念是——成绩差不是你的错，但下课不补课就是我的错了。所以她每天下课的时候都会把成绩排在班级后十名的学生叫到讲台前面，一个一个地过，过的内容就是当天的数学课讲的知识点。

徐清童是那后十名里的常客。她的数学成绩差到什么程度呢？小学六年，她的数学最高分是50分，最低分是9分。9分那次她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考了个位数，卷子发下来的时候她整个人都懵了，旁边的雷思鱼探头看了一眼，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默默地转了回去。陶老师没有在课堂上批评她，因为陶老师知道批评对她没用，她不是不努力，她是真的学不会。那些数字和符号在她的脑子里像一群不听话的蚂蚁，到处乱爬，怎么都排不成正确的顺序。

陶老师试过各种方法——放学后单独给她补课，让数学课代表给她讲题，给她妈妈打电话让家里多督促。但所有的努力都像石头扔进了大海，激不起一点浪花。她的数学成绩像一根被钉死的木桩，稳稳地扎在及格线以下，风吹不动，雨打不动。最后陶老师放弃了亲自教她，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成绩好的同学身上。

那个同学就是李盛夏。

陶老师当时的原话是：“李盛夏，你帮帮徐清童。每天放学后留下来给她讲题，讲到她会为止。你的数学成绩是年级前十，教她绰绰有余了。”

年级前十。徐清童在心里默念了这四个字。她想起自己小学六年最好的成绩是班级第十五名，年级排名根本不敢看。而李盛夏，那个戴眼镜的、安静得像一株植物的、被她吓到眼镜掉了都不敢吭声的男生，居然是年级前十。他的成绩比她好五十倍，不是夸张，是事实。50分和100分之间差了一倍，9分和90分之间差了十倍，而年级前十和班级三十多名之间，差了不知道多少个五十倍。李麒麟、张江路、王林豪，李盛夏的那几个兄弟，也都是年级前十。他们几个组成了一个小圈子，下课的时候偶尔会聚在一起讨论题目，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各自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不像她和杨采馨她们那样叽叽喳喳地闹成一团，他们安静得像几棵种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树，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但不需要用语言来维系彼此的联系。

她记得陶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她很不服气地看了李盛夏一眼。那一眼她看得不认真，因为她那时候对所有的“好学生”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觉得他们都是书呆子，除了会考试什么都不会。她只记得他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刘海遮住了大半张脸，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支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陶老师叫他名字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然后说了一个字：“好。”

那个“好”跟她现在每天听到的“嗯”差不多。一样的简短，一样的冷淡，一样的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后来的事情她记得不太清楚了。她记得他确实给她讲过题，每天放学后留下来，坐在她旁边，翻开数学课本，一页一页地讲。他讲得很仔细，很慢，每道题都要讲好几遍，直到她说“懂了”为止。但她说的“懂了”大部分时候都是假的，她只是不想再听了，不想再面对那些她永远搞不清楚的数字和符号，不想再看到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她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拍着桌子说：“我就是学不会，你别讲了行不行！”声音大得整个教室都能听到。他当时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要生气了，但他只是把课本收起来，说了一个字：“好。”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主动给她讲过题。如果她不问，他就不讲。而她从来不问。所以他们的同桌关系变成了一种名义上的、形式上的、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关系。他们坐在一起，但像两个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

徐清童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那时候真是一个混蛋。别人好心好意帮你，你不领情就算了，还拍桌子吼人家。她那时候的脾气真的是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炸伤别人，也炸伤自己。但她控制不了自己，她那时候的脑子里没有“控制情绪”这个概念，只有“高兴就笑不高兴就吼”的本能。阳老师找她谈过很多次话，每次都是温温柔柔地跟她说“清童，你脾气要改一改，不然以后会吃亏的”。她每次都点头说“知道了知道了”，但转头又忘了。她不是不想改，她是真的控制不住。

上了初中之后，她换了学校，换了环境，换了同学，没有人知道她小学的时候是徐姐，没有人怕她，没有人叫她徐姐。她忽然发现，原来不生气也可以活下去，原来不打人也可以解决问题，原来温柔一点、慢一点、不那么冲动，世界也不会塌下来。她花了三年时间，从一个暴力女变成了一个温柔的人。那种温柔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刻意的，而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像一棵树，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泥土里钻出来，长出嫩芽，长出枝叶，开出花。

她变成了一个会脸红、会心跳加速、会偷偷喜欢一个人的普通女孩。她以为过去那个徐姐已经死了，埋葬在小学的操场上，再也回不来了。但李盛夏的一句话，让那个徐姐从坟墓里爬了出来，站在她面前，叉着腰，笑眯眯地看着她，好像在说：你看，你还是你，你从来没有变过。

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班主任阳老师为什么把她和李盛夏安排成同桌？她一直以为是随机分配的，是运气好，是命运的安排。但现在她知道了，那不是运气，不是命运，而是阳老师故意的。阳老师知道她数学差，知道李盛夏成绩好，知道他们小学的时候就同桌过，知道陶老师曾经让李盛夏辅导过她。阳老师把这一切都考虑进去了，然后把他们安排在了一起，让历史重演，让李盛夏再次成为她的数学辅导老师。

只是这一次，李盛夏没有再主动给她讲题。他只是在旁边坐着，在她需要的时候把解题步骤写在草稿纸上推过来，在她不需要的时候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他不强迫她学，不逼她做题，不说“你该补补数学了”这种话。他给了她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本身，就是一种温柔。

高一刚开学的时候，她坐在第三排倒数第三列，他坐在第二排第二列。隔了那么远，远到她上课的时候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一个小小的、模糊的、像一颗豆子一样的人影。她当时没有注意到他，因为她的注意力全在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课程上。她不知道他也在这个班，不知道他就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不知道他们很快就会被安排成同桌。但命运有自己的安排，它让阳老师在分配座位的时候把他们放在了一起，让他在她剪了头发之后说“头发剪短了”，让他在体育课上陪她跑步，让他在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说“很可爱”，让他在校门口等她放学。

她想，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像电视剧里演的那种缘分，而是一种安静的、平凡的、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缘分。它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来，在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在了很久了。

“你咋不早说？”她的声音闷闷的，从手臂的缝隙里传出来，带着鼻音。

李盛夏没有回答。她等了一会儿，抬起头，发现他已经翻了个身，把脸转向了另一边，呼吸均匀而平稳，肩膀随着呼吸轻轻地起伏。

他睡着了。

徐清童看着他的后脑勺，看了很久。他的头发比小学的时候长了很多，发质看起来很好，黑黑的，亮亮的，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他的后颈从发际线到衣领之间有一小段干净的皮肤，白得发亮，像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玉。她想伸手摸一下，但她的手悬在半空中，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落下去。

她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落在窗外的那棵梧桐树上。三月底的梧桐树已经开始冒新芽了，嫩绿色的，小小的，像婴儿的手指，在春风中轻轻摇晃。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来了。她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是九月，现在已经是第二年的三月了。半年多的时间，她从一个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和不安的高一新生，变成了一个习惯了坐在他旁边的、会偷偷看他的侧脸的、会在笔袋里收藏他写的纸条的徐清童。

她变了很多，但他好像什么都没变。还是那么冷淡，还是那么话少，还是那么让人猜不透。但有些东西变了，他会在她说“丑”的时候笑出酒窝，他会在她靠他肩膀的时候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他会在她问“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的时候说“知道”，然后翻个身继续睡。

这些变化太小了，小到如果不是她每天都在观察他，根本不会发现。但她发现了，她把每一个微小的变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像收藏家收藏珍品一样，小心翼翼地放进记忆的保险柜里。

她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看着头顶那盏没有开的白炽灯。灯管白白的，长长的，像一根被拉长的棉花糖。她想，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就好了。教室里安安静静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她手背上画出一道金线。他睡在她旁边，呼吸均匀而平稳，肩膀随着呼吸轻轻地起伏。她不需要他喜欢她，不需要他叫她名字，不需要他做任何超出同学关系的事情。她只需要他在这里，在她伸手就能够到的距离内，在她能看到、能听到、能感受到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