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走在我的右边。

她的脚步声很轻，但每一步都踩在和我相反的节拍上。我左脚落地，她右脚落地。像一种无意识的默契，又像一种经过长期训练的习惯。

“你走路的方式，”我说，“像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习惯跟在别人身后的人。不是跟踪，是陪护。你走在我右边，因为我右手有伤。你踩着相反的节拍，因为你在配合我的步态。这些都是专业的。”

她没说话。她的嘴角动了一下，泄露出一丝被揭穿之后的、短暂的、来不及收拾的慌乱。

“你是医生。”我说。

桥墩的出口在前面，是一段向上的台阶，台阶很窄，两侧的墙壁上写满了字。和桥墩里的字不一样，这里的字不是我的笔迹，是印刷体，方方正正的。

我边走边看。

“患者表现出典型的虚构症倾向，用精细的叙事填补记忆空白。”

“否认现实，沉浸于自创的叙事结构中。”

“将治疗师移情为‘读者’角色，将治疗过程重构为‘悬疑小说’。”

我在第四级台阶上停下来。

“这是你的笔记。”我低着头，闷闷出声。

女人站在我身前一级台阶上，比我高一个头。她俯视着我，眼睛里的金色斑点在昏暗的灯光里像两粒快要熄灭的星。

从见面到现在她依然平静，我始终感受不到她任何情绪波动。

“是我的。”

“我不是你的患者。”

“你是。”

“我没病。”

“你有。你病了二十年，且这不是你第一次发病。”

“你把自己关在那间出租屋里，写了三个月。你没有写出任何东西，一个字都没有，你对着空白的稿纸坐了三个月，不睡觉，不跟任何人说话。你的邻居报了警，警察破门的时候，你坐在书桌前，手里握着笔，稿纸上写满了同一句话。”

“什么话？”

“我不是周砚。”

“一整页，一百遍，同一句话。”

她顿了顿，还是选择坦白。

“你被送进了医院，那是你第一次住院，诊断是——科萨科夫综合征。简单来说，你的大脑为了填补某些空白的记忆，开始自动编造故事，你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发生了，哪些是你编的，因为在你看来，编出来的和发生的，一样真实。”

我站在台阶上，手心里那滴墨开始发烫，像被火烧过一样，变成了暗红色。

“你刚才说你把我的书纹在身上，”我说，“那不是书，那是病历。”

她没有否认，笑得温柔又残忍，“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也不一定是假的，真假掺半吧。”

台阶尽头有光。

阳光真正的从天空落下来，带着温度和气味的光。我闻到了草的味道，泥土的味道，风的味道。

“上面是什么地方？”我问。

“你第一次发病的那间出租屋，”她拉着我往上走，“你的房东一直没有把它租出去，不是因为租不出去，是因为你一直在付租金。你每个月都把租金打到一个你不记得的账户上。”

“谁在付？”

“当然是你，你一直没有离开过那间屋子。你从来没有离开过。”

“怎么可能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张书桌？”

“你从来没有走过。你只是坐在那里，握着笔，在空白的稿纸上写同一句话，一遍又一遍，每一遍你都以为你终于找到了真相，每一遍你都在最后一刻——”

她停了一下。

“每一遍你都在最后一刻，选择留下。”

她伸出手，手指指着我的胸口。

“你的心脏有问题。你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心脏也出了问题，你需要长期服药。你一直不记得吃药，所以我每次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

她把手缩了回去。

“就是什么？”

“就是检查你有没有按时吃药。”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心那道疤在日光里变得不一样，是无数次静脉注射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叠在一起变成一道疤的针眼。

“你不是我的读者。”

“当然。”

“你是我的医生。”

“嗯哼。”

“你叫什么名字？”

她看着我，眼睛里的金色斑点终于熄灭了，缓慢下沉，沉到了深渊。

“我叫什么不重要，”她一字一句告诉我，“重要的是，你现在想起来了，每一次循环，你都会在这里想起一切。再做一个选择吧，周砚。”

“什么选择？”

“是继续往上走，回到那间出租屋，回到你的书桌前，放下笔，承认你没有写出过任何一本书，承认你病了十五年，承认你需要帮助，还是转身走下去，回到桥墩里，回到白忆身边，回到那个你创造出来的世界。”

日光从台阶尽头倾泻下来，照在她脸上，温柔的对待我，像多年未见的母亲。

“你是真实存在的？”

“嗯，你上次也是这么问的。”

“你不是我创造出来的。”

“你是唯一一个。”

她点了点头，不置可否。

我伫立台阶上，手心的墨迹已经完全干了，变成一道黑色的，洗不掉的纹路。它不再发烫，也不再疼痛。它只是在那里，像一枚烙印，像一句承诺，像一个永远写不完的故事的第一笔。

“我每次都会选什么？”

我不愿这个问题随着时间沉入谷底。

她等我做选择。和每一次一样。

我垂眸，看向台阶下方的黑暗。白忆在等我，我用心血建造的、精密的、完美的、虚假的世界，在等我回去。

我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