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的时候，我正蹲在阿秀的墓前，给那束刚换的洋甘菊浇水。

花瓣上还挂着水珠，润得像浸了蜜。

风卷着远处的槐花香飘过来，我忽然想起初见她的那天。

也是这样的晴天，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我事务所的门口，手指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指节都泛了白。

“林先生，我想求你件事。”

她的声音很轻，像羽毛扫过心尖，带着点怕被拒绝的颤。

那时我刚接手长春的案子，桌上堆着厚厚的卷宗，窗外的蝉鸣吵得人心烦。可抬头看见她眼睛里的红血丝，还有那股藏不住的执拗，我还是让她进了屋。

她讲阿秀的事，语速很快，却又处处小心。怕说错一个字，怕惊扰了躺在地下的人。

“她才二十三岁啊，”阿秀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怎么就……”

那天的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散落的头发上，泛着浅金色的光。我第一次见一个人，把悲伤藏得那样深，却又藏不住。

后来的日子，我带着卷宗跑长春，跑沈阳，跑遍了那些藏着线索的小巷。

熬夜查监控，翻旧案，找证人。

有次在老城区的出租屋，我对着电脑屏幕核对证据到凌晨，窗外的天一点点亮起来，泛着鱼肚白。手机突然响了，是阿秀的家人，说找到了当年给阿秀送过饭的老奶奶。

我握着手机，手都在抖。

那一刻我才懂，阿秀求的不是一纸公道，是让她的阿秀，能被这个世界好好记着。

墓前的鲜花又添了几枝，是阿秀的妈妈上周刚送来的。她说，阿秀的朋友每年都会来，带着她爱吃的桂花糕，坐在碑前说好久。

风又吹过，我伸手拂去墓碑上的一点灰尘。

碑上的照片，阿秀笑得眉眼弯弯，像春日的桃花。

“放心吧，”我轻声说，“我会一直走下去。”

远处传来几声鸟鸣，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

风里的槐花香，好像更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