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没有等到下一个九年。

大四那年，沈以安被卷入了一场与他无关的官司。继父的公司涉嫌经济犯罪，沈以安作为继父的继子，被牵连其中。他不是主犯，甚至不是从犯，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做。可警方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伪造的账目——有人栽赃他。

那个人是顾时年的父亲。

不，不是亲生父亲。顾时年的父亲早就不在了，这个人是继父，是顾时年的继父，也是沈以安继父的商业对手。他栽赃沈以安，不是为了害沈以安，而是为了害沈以安的继父。沈以安只是一个棋子，一颗被放在棋盘上随时可以牺牲的卒子。

顾时年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他在沈以安的电脑里发现了那些伪造的账目，发现了继父的指纹，发现了一切。他去找继父对峙，继父没有否认，只是说了一句：“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你能保护他？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顾时年打了继父。

然后继父报警了，说顾时年蓄意伤人。顾时年被拘留了七天，出来的时候，沈以安已经被带走了。

沈以安在拘留所里待了三个月。三个月里，他没有见过顾时年一面。不是因为顾时年不想见他，而是因为继父在顾时年和他之间，砌了一堵墙。他威胁顾时年，如果你去找他，我就让他永远出不来。

顾时年没有去找他。

不是因为他怕了，而是因为他不能拿沈以安的命去赌。

三个月后，沈以安被取保候审，回到了顾家。

他瘦了很多，瘦到脱了相，颧骨高高地凸起，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整个人像是一具行走的骨架。他的手上有很多细小的伤口，指甲断了好几根，指节处全是干涸的血迹。

顾时年站在客厅里，看到他走进来的那一刻，浑身的血都凉了。

沈以安看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我想你”，不是“我回来了”，而是——“顾时年，你继父说，只要我离开你，他就撤诉。”

顾时年的手猛地攥紧了。

“你答应了吗？”顾时年问，声音平静得可怕。

沈以安看着他，那双曾经清亮如泉的眼睛，此刻像两口枯井，井底映着破碎的光。可在那破碎的光里，顾时年看到了自己——狼狈的、愤怒的、无能为力的自己。

“没有。”沈以安说，“我没有答应。”

顾时年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睛，走到沈以安面前，将他拉进怀里。沈以安瘦了很多，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把骨头，硌得他胸口生疼。他没有松手，他把沈以安抱得更紧了，紧到沈以安闷哼了一声，他也没有松手。

“沈以安，”顾时年的声音从沈以安的头顶传来，低沉而沙哑，“你听好了。我不会让你替我扛。这件事因我而起，也该由我来结束。你什么都不要做，就在家里等我。等我回来。”

沈以安在他怀里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顾时年要去做什么。

他只知道，顾时年松开他的时候，在他额头上落了一个吻。那个吻很轻很轻，像一片雪花落在皮肤上，还没来得及感受温度，就已经化成了水。

那是顾时年第一次亲他，也是最后一次。

顾时年去找了继父。

他带了一把刀。

他没有想杀人，他只是想去谈判，去威胁，去做他唯一会做的事——用暴力解决问题。可谈判出了意外，继父激怒了他，说他父亲是废物，说他母亲是婊子，说他活该一辈子没人爱。

顾时年动了手。

刀捅进了继父的腹部。

没有死，重伤。

可故意伤害罪，足够他坐很多年的牢。

警察来的时候，顾时年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手上全是血，脸上全是泪。他没有跑，没有反抗，甚至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他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尊被抽走了灵魂的雕塑。

他被带走的时候，沈以安来了。

沈以安不知道是怎么得到消息的，他跑来的，鞋子跑掉了一只，脚上全是血和泥。他冲进顾家的院子，看到顾时年被押上警车，他扑过去，拍打着车窗，哭喊着顾时年的名字。

顾时年在车里看着他，隔着那层玻璃，看着他的眼泪，看着他的绝望，看着他像一只被遗弃的猫一样趴在车窗上不肯松手。

顾时年没有哭。

他只是看着沈以安，用口型说了三个字。

对不起。

警车开走了。

沈以安跪在地上，将脸埋在掌心里，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那声音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很小的，可那声音里的痛苦，浓烈得像一坛陈年的毒酒，让人听了都觉得心口发疼。

顾时年被判了七年。

沈以安每个月都去看他，每个月都去，风雨无阻。他会带很多东西——书、信、照片、自己做的点心。可大部分东西都带不进去，他就在探视室里坐着，隔着那层玻璃，和顾时年说话。

顾时年变了很多。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脸上的棱角更锋利了，眼睛下面的青黑更深了。他看起来更沉默了，不是以前那种“懒得说话”的沉默，而是一种“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沉默。

他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短。

“最近怎么样？”

“还行。”

“吃得好吗？”

“还行。”

“冷吗？”

“不冷。”

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沈以安坐在玻璃的这一边，看着玻璃那一边的顾时年，觉得那层玻璃不是玻璃，是海。他们在海的两边，看得见彼此，可永远触不到对方。他的手贴在玻璃上，顾时年的手也贴上来，两只手隔着玻璃重合在一起，可感觉不到温度，感觉不到触感，什么都感觉不到。

沈以安每次去，都会带一样东西。

那颗星星。

他把星星吊坠攥在手心里，隔着玻璃给顾时年看。顾时年看着那颗星星，灰蒙蒙的眼睛里会有一点光，很微弱的光，像风中残烛，随时都会灭，可它没有灭。它一直在那里，在顾时年眼睛里，微弱地、倔强地、不肯熄灭地亮着。

那是沈以安唯一的慰藉。

也是顾时年唯一的。

第五年，沈以安查出了一种罕见的病。

是遗传病，从他亲生父亲那里传下来的。他亲生父亲就是死在这个病上，死的时候三十二岁。沈以安那年二十四，医生说，还有八年。好好保养的话，也许能拖到十年。

沈以安没有告诉顾时年。

他不想让顾时年在里面为他担心。顾时年已经够苦了，他不想再给他加一点点的重量。他一个人扛着，去医院做检查，吃药，打针，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可他咬着牙，不哭，不叫，不告诉任何人。

他每个月还是去看顾时年，还是带着那颗星星，还是隔着玻璃和他说话。他的脸色越来越差，越来越瘦，可顾时年在玻璃那一边，看不太清楚。探视室的灯光太暗了，玻璃又反光，顾时年看不到他苍白的嘴唇，看不到他消瘦的脸颊，看不到他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眼。

沈以安松了一口气。

他以为自己能瞒到顾时年出来的那一天。

可他没能撑到。

第七年，顾时年出狱前三个月，沈以安的病忽然恶化了。他被送进医院，昏迷了三天，醒过来的时候，医生说，来不及了。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最多还有一个月。

沈以安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他见不到顾时年了。

他等不到顾时年出来了。

他还有三个月，可他只有一个月。

他请护士帮他写了一封信，寄到监狱给顾时年。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顾时年，对不起，我等不到你出来了。星星我放在护士站了，你出来以后记得去拿。不用来看我了，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要好好活着，替我活着，替我看我没看过的风景，替我过我没来得及过的日子。沈以安。”

信寄出去之后，沈以安拔掉了输液管。

不是想死，是不想再治了。治不好了，再治也只是在延长痛苦。他不想在病床上耗完最后的日子，他想回家，回顾时年的家，回那个他住了七年的房间，回那个顾时年给他倒过水、擦过额头、放过星星的地方。

他回去了。

房间里的一切都没有变。顾时年的东西还在，他的东西还在，衣柜最深处那条围巾还在，那颗星星——不，那颗星星他寄给顾时年了，不在。他打开衣柜，把那件围巾拿出来，抱在怀里，蜷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他想，如果能梦到顾时年就好了。

梦里的顾时年不会沉默，不会隔着玻璃，不会用那种灰蒙蒙的眼睛看着他。梦里的顾时年会笑，会叫他“以安”，会把他抱在怀里，抱得很紧很紧，紧到他的骨头咯吱作响。

他闭上了眼睛，等那个梦。

可他没有等到。

因为他的心脏，在那一刻，停止了跳动。

顾时年收到那封信的时候，距离出狱还有两个月。

他看完信，把那几张纸攥在手里，攥得指节泛白。他没有哭，没有喊，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是坐在牢房的床上，把那封信叠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然后躺下来，闭上了眼睛。

那天晚上，狱友听到他的床上传来很轻很轻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压抑地、拼命地、不让任何人听到地碎掉了。

那是骨头碎掉的声音。

不，是心。

出狱那天，顾时年没有回家。他直接去了医院，在护士站拿到了那颗星星。护士告诉他，沈以安已经去世两个月了，遗体火化了，骨灰寄存在殡仪馆，等他来取。

顾时年拿着那颗星星，站在护士站前，站了很久。护士问他需不需要帮助，他摇了摇头，走了。

他去了殡仪馆，取了沈以安的骨灰。骨灰盒很小，很轻，轻得像一把灰。顾时年抱着那个盒子，终于哭了。他蹲在殡仪馆的门口，抱着那个盒子，哭得像一个孩子，毫无形象可言，哭到路人纷纷侧目，哭到保安走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他摇了摇头，继续哭。

他哭了很久，久到天黑了，久到殡仪馆关门了，久到他的眼泪流干了。

然后他站起来，抱着那个盒子，回家了。

他回到那个住了十几年的房间，打开衣柜，看到了那条围巾。深灰色的，羊绒的，软得像云。他认得这条围巾，这是沈以安十六岁那年买给他的，放在他房门口，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哥，生日快乐”。

他当时看到了。

他站在门口，看到了那条围巾，看到了那张纸条，看到了沈以安的字。他拿起了那条围巾，摸了一下，又放回去了。不是不喜欢，是不敢收。他怕收了，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把纸条收起来了，放在抽屉的最深处，和那颗星星——不，那颗星星他后来给了沈以安，放在了他的枕头底下。他不知道沈以安知不知道是他放的，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可他不在乎，他只想让沈以安知道，有人在乎他，有人记得他，有人把他的星星找回来了。

顾时年把那条围巾从衣柜里拿出来，围在脖子上。围巾很软，贴着皮肤，像一个人的手，轻轻地、温柔地、永远不会松开地环着他。

他把那颗星星吊坠也戴上了，和围巾一起。

然后他抱着沈以安的骨灰盒，坐在床边，靠着墙，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很多年前，沈以安第一次来到这个家。十三岁，瘦得像一根竹竿，拖着行李箱站在玄关，雨水从裤腿上往下滴，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他走下楼梯，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

那一下，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孩好可怜。像一只淋了雨的猫，缩在角落里，没有人要。

他想把那只猫捡起来。

可他不敢。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浑身带刺的人，谁靠近他谁受伤。他不配捡起任何东西，不配拥有任何东西，不配被任何人喜欢。

可沈以安还是喜欢他了。

从十三岁到二十四岁，十一年。喜欢到为了他不还手，喜欢到为了他不离开，喜欢到为了他一个人在病床上扛了两年，一个字都不说，一张照片都不留，一封遗书都不写。

他什么都没有留给顾时年。

只有一条围巾，和一颗星星。

顾时年睁开眼睛，低头看着怀里那个小小的骨灰盒，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弯了起来，弯成了一个笑容。那个笑容很轻很淡，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花瓣，漾开一圈细微的涟漪，转瞬即逝。

“沈以安，”他说，声音很轻很轻，轻到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你让我替你活着，替你看你没看过的风景，替你过你没来得及过的日子。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你，这些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抹布，挂在头顶上，沉甸甸的，好像随时都会塌下来，可它没有塌。

它就这样灰着。

灰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