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绝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他站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看着天边那一抹即将消散的深蓝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初秋的清晨很凉，他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长袖T恤，冷风灌进领口，激得他打了个哆嗦。

他在这里守了三天三夜。

时妄川被送来的时候浑身是血，整个人像从废墟里挖出来的一样。阮清绝跟在担架后面一路小跑，看着那些血沿着担架的边缘滴落在走廊的地面上，一滴一滴，触目惊心。他被拦在急救室门外，护士推着他的胸口让他不要进去，他就那样站在门口，浑身发抖，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

后来的三天里，他几乎没怎么合过眼。他守在ICU的玻璃窗外，隔着那道厚厚的透明屏障看着里面浑身插满管子的时妄川，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像一尊石像。护士看不下去，给他端来水和食物，他把东西接过来放在一边，一口也没动。

他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

每次他试图吞咽任何东西的时候，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样，逼得他把食物原封不动地吐出来。医生说这是应激反应，过度焦虑和恐惧导致的躯体化症状，建议他先照顾好自己。他点头说好，转过身又回到ICU门口，继续那样坐着。

时妄川的手术做了整整八个小时。阮清绝在手术室外面站了八个小时，双腿发软，几次差点滑坐在地上。他没有哭，从头到尾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他的眼眶是干的，眼睛是红的，像一个烧到干涸的炉膛，所有的水分都被高温蒸发了。

他只是在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医生说出“手术成功”那四个字的时候，膝盖一软，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一样跪在了地上。

那一刻他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发抖。

从事故发生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发抖，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现在时妄川醒了。

阮清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医院的走廊尽头接热水。护士从病房那边跑过来，语气兴奋地说那个人醒了，意识清楚，生命体征稳定。阮清绝手里的保温杯差点掉在地上，他稳了稳手腕，把杯盖拧紧，站在饮水机前愣了大概有十几秒。

然后他把保温杯放在了旁边的椅子上，转身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他没有去看时妄川。

不是不想，是不敢。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时妄川醒来之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谁”。而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把握——因为时妄川很有可能已经不记得他了。

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征兆的。

事故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时妄川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他接电话的频率越来越低，回消息的速度越来越慢，见面时看阮清绝的眼神也越来越陌生。那种眼神阮清绝见过很多次，在无数个“我们分手吧”的故事里，一个人开始不爱另一个人的时候，眼神就是这样变的——不是恨，不是厌恶，而是越来越远的距离，像两颗曾经交会的行星终于偏离了彼此的轨道，越走越远，直到彻底消失在对方的宇宙里。

阮清绝不是没有感觉到。

他只是不敢承认。

承认了就意味着结束，而结束是他最承受不起的东西。他的整个生命都已经和时妄川绑在了一起，像一棵藤蔓缠绕着一棵大树，如果大树要把它连根拔起，它没有任何抵抗的力气。

所以他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时妄川不接电话，他就不打；时妄川不回消息，他就不发；时妄川用那种陌生的眼神看他，他就低下头不去看时妄川的眼睛。他把自己的存在感压缩到最低，像一个随时可以被忽略的背景板，只要时妄川不开口说结束，他就还有理由继续留在这个人身边。

卑微吗？

卑微。

但他不在乎。

他这辈子在乎的事情太少了，少到只剩下这一件。他从小就不是一个被命运善待的人——被抛弃，被遗忘，被当成累赘从一个地方推到另一个地方。他习惯了不被选择，习惯了被放弃，习惯了在所有关系中充当那个先走的人的背景板。但时妄川不一样。时妄川是第一个主动走向他的人，是第一个对他说“你不用讨好任何人，做你自己就好”的人，是第一个让他觉得自己也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人。

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放手？

可他最终还是失去了。

他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身后是时妄川苏醒过来的好消息，面前是通往医院大门的出口。他犹豫了很久，久到手里的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

最后他还是走向了出口。

清晨的风吹在脸上，他忽然觉得眼睛很酸。不是想哭的那种酸，而是干涸太久的眼睛突然被风吹到，那种生理性的刺痛。他用力眨了眨眼，什么也没眨出来。他的眼泪在过去的七十二小时里已经流干了，现在眼眶里什么都没有，只剩下干涩和疼痛。

他沿着医院外面的街道慢慢走着，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能去哪里。他在这个城市没有家，没有亲人，朋友少得可怜，那些为数不多的朋友还都是通过时妄川认识的。如果时妄川不记得他了，那些朋友也会随之消失，像沙画被风吹散，了无痕迹。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他低头看了一眼，是一条推送新闻——“沈氏集团继承人时妄川遭遇严重车祸，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推送的配图是时妄川的资料照片，西装革履，面无表情，眼神冷得像深冬的寒潭。阮清绝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钟，然后默默地把那条推送划掉了。

他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