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的白板三天就写满了。

“建”字辈名单是从全市人口数据库里筛出来的，条件是：年龄25-60岁，姓名中含“建”字，职业与医学、教育、艺术相关。结果打印出来有七十三页，三百多人。

荆溪把名单钉在墙上，红色记号笔圈出重点。韩平生站在旁边，眼睛扫过那些名字：王建生（市医院骨科主任），李建文（师范大学解剖学教授），赵建民（美术学院雕塑系讲师）……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能是医生，是老师，是艺术家，也可能——是凶手。

“从陈绍平的社会关系网开始。”荆溪用马克笔在白板上画圈，“1985-2005年，他在医学院任教，同时是省戏曲学院、第三中学的外聘教师。这三个单位里，所有名字带‘建’的教职工、学生，都要重点筛查。”

周聿已经忙了一夜，眼睛布满血丝：“医学院这边筛出十二个，戏曲学院六个，第三中学九个。加上交叉的，一共二十一人。资料都在这儿了。”

他把一叠档案袋放在桌上。韩平生拿起最上面一个，抽出一份简历。

王建华，男，58岁，陇南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陈绍平的学生兼同事。照片上是个头发花白、面容严肃的老人，穿着白大褂站在解剖台前。

“王主任我认识。”韩平生说，“他教过我局部解剖学，很严格，但人很正派。不像会……”

他没说下去。但荆溪明白他的意思——陈绍平当年在所有人眼里，也是“德高望重的陈老师”。

“继续看。”荆溪说。

李建平，女，52岁，省戏曲学院形体课教师。年轻时是刀马旦，受伤后转行教学。档案里有一张她和陈绍平的合影，两人站在戏曲学院的练功房，陈绍平正在讲解人体骨骼结构。

赵建国，男，47岁，第三中学后勤部主任。照片上的男人微胖，笑容憨厚，和任何中学的后勤人员没什么两样。但备注栏里有一行字：“2001年参与第三中学仓库维修项目，经手人：陈绍平。”

又是仓库。

韩平生的手指在那个名字上停留。赵建国，四十七岁，在陈绍平调查仓库案时负责后勤支持。他和韩建国、周建国是同龄人，都在同一时期接触过陈绍平。

“这个赵建国，现在还在第三中学？”荆溪问。

“在。”周聿调出资料，“2001年后勤部普通员工，2010年升副主任，去年升主任。工作表现良好，没出过差错。家庭情况……已婚，妻子是小学老师，女儿在上大学。”

“查他最近的行踪，特别是河道抛尸案、柳青青失踪案期间的活动轨迹。”

“是。”

韩平生继续翻档案。大部分名字都平平无奇，老师、医生、技术员……直到翻到最后一页。

杨建平，男，44岁，自由职业，雕塑家。没有固定工作单位，只有一串参展记录和获奖情况。照片很特别——不是证件照，是某次艺术展的宣传照。男人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穿着沾满颜料的工装裤，站在一尊巨大的人体雕塑前。雕塑是青铜材质，肌肉线条夸张，姿态扭曲，有种病态的美感。

备注栏里只有一句话：“1998-2002年就读于陇南美术学院雕塑系，师从陈绍平（外聘解剖学讲师）。”

“雕塑家。”荆溪盯着那张照片，“用人体做原型。”

“而且师从陈绍平。”韩平生把档案抽出来，放在最上面，“林建国说过，名单上有个‘杨建平’，是美术学院的。应该就是他。”

“他人在哪里？”

“工作室在城东艺术区，但最近三个月没人见过他。”周聿说，“房东说他上个月房租都没交，电话也打不通。邻居说，他工作室里经常传出奇怪的味道，像……福尔马林。”

荆溪和韩平生对视一眼。

“去工作室。”

城东艺术区以前是纺织厂厂房，挑高很高，被改造成一个个工作室。杨建平的工作室在C区三楼，铁门紧闭，门把手上积了层薄灰。

荆溪示意技术科的人开锁。门开了，一股浓烈的气味涌出来——松节油、石膏粉、还有那股熟悉的、甜腥的福尔马林味。

工作室很大，至少有二百平米。墙上挂满了素描和油画，全是人体——各种角度，各种姿态，有些是写实，有些是扭曲的抽象。中央立着几尊未完成的雕塑，用白布盖着。墙角堆着石膏、陶土、青铜原料。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作室尽头的工作台。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雕塑工作台，更像手术台。不锈钢台面，可调节高度，上方悬挂着无影灯。台边的小推车上，整齐摆放着手术器械：解剖刀、骨凿、刮匙、缝合针线……

而在工作台旁边的架子上，摆着几十个玻璃罐。

每个罐子里都浸泡着人体器官：心脏、肺叶、肾脏、眼球……有些是单件，有些是组合，比如一颗心脏连着一段主动脉，或者一对肾脏连着输尿管。所有器官都保存得很好，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微微浮动，像某种怪诞的展品。

“他在做生物雕塑。”韩平生走近，仔细观察一个罐子。里面是一只手，从腕部切断，手指弯曲成拈花的姿态，皮肤苍白，静脉清晰可见。标签上写着：“手·拈花式·女·28岁”

“这些都是……”周聿的声音发干。

“真人器官。”韩平生说，声音很平静，“用福尔马林保存，再加工成雕塑。看这个——”

他指向另一个罐子。里面是一段完整的脊柱，从颈椎到骶骨，每一节椎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用极细的金属丝串起来，悬挂在罐子里，像一串巨大的项链。标签：“梁·男·35岁”

梁。

骨作梁。

荆溪想起城隍庙后台那具用李强骨骼拼成的“梁”。原来那不是第一次。杨建平早就开始用真人骨骼做“建筑材料”了。

“他人在哪儿？”荆溪环顾工作室。没有床，没有生活用品，不像常住的样子。

技术科的人已经开始全面搜查。在墙角的文件柜里，他们发现了一本厚厚的相册。

韩平生翻开。

第一页是杨建平和陈绍平的合影，在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年轻的杨建平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解剖刀，陈绍平站在他身后，手搭在他肩上，两人都在笑。照片背面写着：“1999年3月，陈师授刀，第一课。”

往后翻，是各种“作品”的照片：用肋骨做的风铃，用指骨拼成的拼图，用头盖骨做的碗……每一件都标注了材料来源、制作时间、和“艺术理念”。

“他在探索人体材料的美学可能性。”韩平生念着其中一页的笔记，“骨骼的线条，肌肉的纹理，器官的形态……都是最极致的自然艺术。但传统的标本制作太死板，我要让它们‘活’起来，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疯子。”周聿低声说。

韩平生继续翻。在相册中间，有一页贴满了剪报——都是失踪人口报道。最早的是2005年，最近的是今年。每个报道旁边，都贴着一张照片，是杨建平用死者器官制作的“艺术品”和原报道的合影。

“他在记录。”荆溪说，“用这种方式，把罪行变成‘创作’。”

“而且他在和陈绍平竞争。”韩平生指着其中一页的笔记，“看这里：‘陈师说，医学的极致是拯救生命。但我觉得，艺术的极致是超越生命。我要证明给他看。’”

他在向陈绍平证明。用更极端的方式，更“艺术”的手法。

“杨建平和林建国有联系吗？”荆溪问。

韩平生翻到相册最后。那里夹着几张照片，是杨建平和其他人的合影——有林建国，有赵建国，还有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四十多岁，戴着眼镜，文质彬彬。

照片背面写着：“同门小聚，2008年中秋。左起：林建国（病理）、赵建国（后勤）、杨建平（艺术）、刘建华（教育）。”

刘建华。

又一个“建”字。

“这个人是谁？”荆溪指着戴眼镜的男人。

周聿立刻在平板上搜索：“刘建华，四十五岁，陇南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毕业于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曾选修陈绍平的解剖生理学课程。”

心理健康教育。和孩子们打交道。

荆溪感到一阵寒意。

“查刘建华。现在。”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在城北，一栋崭新的白色小楼。接待室里贴着卡通壁画，书架上是心理自助书籍，空气里有淡淡的香薰味。

刘建华在咨询室等他们。他穿着浅灰色的西装，戴金丝眼镜，笑容温和，说话轻声细语，是那种让人放下戒备的类型。

“杨建平？哦，认识，很多年前一起上过陈老师的课。”刘建华给他们倒茶，动作从容，“但后来联系就少了。他是搞艺术的，我是做教育的，没什么共同语言。”

“最近见过他吗？”荆溪问。

“没有，至少半年没见了。”刘建华想了想，“上次联系还是春节，发了条拜年短信。他回了个笑脸，就没了。”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知道一些，他在做生物艺术，挺前卫的。”刘建华微笑，“我个人不太能欣赏，但艺术嘛，总是多元的。”

“用真人器官做艺术，也算多元？”韩平生突然开口。

刘建华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这个……我不太了解。杨建平那个人，想法比较独特，我们常人可能理解不了。”

荆溪盯着他：“林建国你认识吗？”

“认识，也是陈老师的学生。他在市医院工作，我们偶尔会在学术会议上碰到。”刘建华说，“不过他最近好像出了点事？我听医院的人说，他请长假了。”

“赵建国呢？”

“赵主任啊，第三中学的，我们中心和他们学校有合作，经常去开心理健康讲座。”刘建华说，“他这个人挺热心的，对孩子们很好。”

他说得滴水不漏，每个回答都合情合理，每个表情都恰到好处。但韩平生注意到，在提到“陈老师”时，刘建华的手指会无意识地摩挲茶杯边缘——一个细微的紧张表现。

“陈绍平被抓了，你知道吗？”荆溪问。

刘建华的表情黯淡下来：“知道。很遗憾，陈老师……怎么会走到那一步。我上学时，他很照顾我，说我心思细，适合做心理工作。我还一直很感激他。”

“他教过你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解剖学基础，人体生理，就这些。”刘建华说，“陈老师讲课很好，深入浅出。他还带我们去医学院看解剖，说了解人体，才能了解人心。”

了解人体，才能了解人心。

陈绍平的“教学”，总是包裹着崇高的外衣。

“你教孩子们心理健康，”韩平生说，“会教他们认识人体吗？”

“会一些基础的，青春期生理变化之类的。”刘建华说，“但不会太深入。孩子们还小，要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这个词，陈绍平也常用。

荆溪又问了几个问题，刘建华都对答如流。没有破绽，没有可疑。但离开时，韩平生故意把笔记本落在了咨询室的沙发上。

走出小楼，他问荆溪：“你觉得他怎么样？”

“太完美了。”荆溪说，“完美得不像真的。”

“我也觉得。”韩平生拿出手机，调出一个APP——是窃听器信号接收端。刚才他趁放笔记本时，把一个米粒窃听器粘在了沙发缝里。

“等晚上，”他说，“看他一个人时说什么。”

晚上八点，心理咨询中心早就下班了。但窃听器传来声音——刘建华还在办公室。

他在打电话。

“对，警察来过了。问了杨建平、林建国的事……嗯，我知道。你放心，我没说什么。”

沉默。对方在说话。

“陈老师那边……我会处理。名单在我这儿，很安全。对，都改了名，换了身份，查不到。”

韩平生和荆溪对视。名单。改了名，换了身份。

“那几个孩子？放心，在安全的地方。等风头过去，就送他们回家。不会有人知道。”

孩子。

荆溪的脸色变了。他立刻拨通电话：“查刘建华最近三个月的活动轨迹，特别是有没有离开过市区，或者频繁往返某个地方！”

窃听器里，刘建华还在说：“杨建平那边……有点麻烦。他最近太张扬了，留了太多痕迹。林建国也是，非要搞什么‘复活’，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要我说，就按陈老师教的，低调，持久，才是正道。”

“陈老师常说，我们是播种的人。种子埋下去，十年，二十年，总会发芽。急什么？”

播种的人。种子。

韩平生想起陈绍平笔记里的话：“医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而神学……是疯子的领域。”

刘建华在播种。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什么样的种子？

电话挂断了。窃听器里传来收拾东西的声音，脚步声，关门声。

然后，一片寂静。

“定位他的车。”荆溪对周聿说，“跟紧他，但别打草惊蛇。我要知道他去了哪里，见了谁。”

“是。”

韩平生还戴着耳机，听着那片寂静。突然，他听到了一个极其细微的声音。

咔哒。

像是开关的声音。

然后，一个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

很轻，很慢，走调的——

《小燕子》。

是八音盒的声音。

刘建华办公室里，有八音盒。

韩平生猛地摘下耳机，看向荆溪。

“他也有。”

荆溪已经明白了。陈绍平的“学生”，不止林建国，不止杨建平。刘建华也是。而且他更隐蔽，更聪明，在心理健康教育的掩护下，做着更可怕的事。

“孩子。”荆溪的声音很冷，“他在对孩子下手。”

“不是伤害，”韩平生说，“是‘教育’。他在用陈绍平教他的方式，‘教育’孩子。”

扭曲的解剖学，扭曲的心理学，扭曲的艺术观——被包装成“知识”，种在孩子们心里。

等十年，二十年，种子发芽。

就会长出新的陈绍平，新的林建国，新的杨建平。

这是一场跨越三十年的“播种”。

而他们，才刚刚挖出第一颗种子。

窗外，夜色渐深。

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温暖，安宁。

没有人知道，在那些光亮照不到的角落，有些种子正在黑暗中，悄悄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