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香港的前一天晚上，褚奕然开始收拾行李。

　　她只有一个行李箱和一个双肩包。来香港五年，积攒的东西比想象中少。

　　几件衣服，几本书，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装着各种充电线的袋子。

　　这座城市太贵了，贵到没有人敢轻易拥有多余的东西。

　　她也一样，不敢拥有太多，不敢占用太多空间，不敢让自己显得“不专业”。

　　她把衣服叠好，一件一件放进箱子。冬天的毛衣，夏天的T恤，那条兰承说“显瘦”的黑色连衣裙。

　　她把裙子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

　　不是舍不得，是北京太冷了，穿不上。

　　书是她最舍不得的，五本，都是从内地带来的，翻了很多遍，书页都卷了边。

　　她把它们码整齐，塞进双肩包的夹层里。

　　然后她从衣柜深处翻出一个纸箱。

　　鞋盒大小，用透明胶带封着，上面落了一层灰。

　　她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把它塞进那里的。她用指甲划开胶带，打开盖子。

　　里面装满了旧物。

　　电影票，两张一组的，齐齐整整地叠在一起。第一部电影是《春娇救志明》，旺角的一家小影院，座位窄得伸不开腿。票根已经褪色了，字迹模糊，但她记得那天的每一个细节：兰承买了两杯可乐，一杯加冰一杯不加，他喝加冰的那杯；电影里有只狗叫“跟住”，兰承凑到她耳边说“我们以后也养一只狗吧”，她说“好”。

　　他们没有养狗。

　　演唱会门票是周杰伦的。中环海滨，露天的场地，挤满了人。兰承从后面搂着她的肩膀，两个人跟着唱《告白气球》。她五音不全，唱得很难听，兰承笑她，她就捶他。那天的维港风很大，吹得她头发糊了一脸，但她在笑。照片为证——有人在朋友圈发了现场的视频，她截图保存了，视频里的她笑得像个傻子。

　　她那时候觉得，这辈子就是这个人了。

　　还有餐厅的收据。铜锣湾的日料、尖沙咀的意大利菜、中环的法餐。越往后，收据上的金额越大，餐厅的名字越难念。她记得兰承说过的话：“我们要吃好的，住好的，活好的。”她以为“好的”就是贵的。

　　景点的手绘地图。迪士尼乐园的、海洋公园的、大屿山的。每一张都被翻得皱巴巴的，边角折了起来。迪士尼的那张上还有兰承的笔迹，写着“旋转木马排队60分钟”。他们排了，排完之后她说“就这？”，兰承笑了好久。

　　还有一束干枯的花。粉色的玫瑰，花瓣已经脆得像纸，一碰就碎。那是兰承第一次送她的花，她说“好漂亮”，他说“以后每周都送你”。后来他确实送了一阵子，再后来变成每月一次，再后来变成节日才送，再后来就没有了。

　　她把花拿起来，轻轻放在一边。花瓣掉了几片，落在纸箱里，像褪了色的星星。

　　最后是合照。

　　厚厚一沓，用橡皮筋捆着。她解开橡皮筋，一张一张地看。

　　第一张，太平山顶。两个人对着镜头笑，背景是维港的夜景。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卫衣，头发扎成马尾，脸上还有婴儿肥。兰承穿着格子衬衫，搂着她的肩膀，笑得露出八颗牙齿。那是他们刚在一起一个月的时候，她笑得没有一丝阴影，眼睛亮得像山顶的灯火。

　　第二张，浅水湾的沙滩。她穿着泳衣，晒得黑了一圈，兰承戴着墨镜，故意摆了一个很丑的姿势。她说“你别动，我要拍下来”，他真的没动，那张照片后来被她设成了他的来电头像。

　　第三张，圣诞节的尖沙咀。人山人海，他们在人群里挤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个拍照的位置。兰承举着自拍杆，她踮起脚，两个人在镜头前比了一个心。背景是海港城的圣诞灯饰，红红绿绿的，俗气但热闹。

　　她一张一张地翻，像在翻一本写满字的日记。后来的合照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笑容越来越标准。

　　最后一张是去年圣诞节的公司年会。两个人都穿着正装，站在宴会厅的背景板前，由摄影师拍的。兰承穿黑色西装，她穿那条黑色连衣裙，两个人站得笔直，嘴角上扬的弧度一模一样，像两个刚谈完合作的商业伙伴。

　　她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所有的合照放进纸箱，用胶带重新封好，写上“兰承”，放在门口。

　　纸箱落地的声音很轻，但她觉得整个房间都震了一下。

　　她回到床上坐下，拿起手机。

　　打开相册，搜索“兰承”。

　　三千四百二十七张照片。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删。

　　拇指在屏幕上划动，选中，删除。选中，删除。像在翻一本写满字的日记，然后一页一页地撕掉。她删得很快，没有犹豫，没有再看第二眼。她怕自己一看就停不下来。

　　三千张。两千张。一千张。

　　手指有些酸了，但她没有停。

　　五百张。一百张。五十张。

　　最后一张。

　　那是她来香港的第一天拍的。兰承举着手机，两个人在地铁站的自拍。她头发乱糟糟的，坐了一夜的火车，脸上还有枕头印。但她笑得很好看，眼睛亮亮的，像一个刚刚拆开礼物的孩子。兰承在她旁边，歪着头，比了一个“V”字。

　　她看了三秒钟。

　　三秒。够她想起那天所有的细节——天气很热，地铁站的空调很冷，兰承的衬衫被汗湿了，她嘲笑他有狐臭，他说“那是男人的味道”。她笑了一路，从地铁站笑到公寓楼下。

　　她按下了删除。

　　“已删除1张照片。”

　　三千四百二十七张照片，全部归零。

　　她退出相册，打开通讯录。找到“兰承”的名字。拇指悬在屏幕上方。

　　不是拉黑，只是删除。干净利落，像删掉一个用完的APP。

　　她点了一下。

　　手机弹出一个提示框：“确认删除联系人？”

　　她点了一下“确认”。

　　兰承的名字从通讯录里消失了。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她放下手机，躺到床上。

　　天花板上有霓虹灯的光影，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道一道的，像海浪的纹路。窗外传来车流声，远处有救护车的鸣笛，楼下有人在说粤语，她听不太懂，但觉得好听。

　　这间公寓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东西了。行李箱靠在墙边，纸箱放在门口，衣柜里只剩下兰承的西装和衬衫。衣架上还有一只她的衣架，粉色的，孤零零地挂在黑色的西装中间。

　　床头的墙上有一张便利贴，是她贴的。黄色的，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记得交水电费”。字迹歪歪扭扭的，她写字一向不好看。

　　她伸手撕下来，便利贴的胶已经干了，只粘住了一角。她用力一扯，撕下来一小块墙漆。

　　她把便利贴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黄色的纸团在空荡荡的垃圾桶里弹了一下，不动了。

　　她闭上眼睛。

　　窗外的香港还没有睡。霓虹灯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的纹路。和三天前的夜晚一样。三天前，她躺在这张床上，听着兰承的呼吸声，做了一个决定。

　　三天后的今天，她躺在这张床上，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执行完了那个决定。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还有洗衣液的味道，是她喜欢的那个牌子，兰承说太贵了，她说“我自己买”。后来她一直自己买。

　　她闭上眼睛，没有哭。

　　她只是觉得——轻了。像一个背了很久的包，终于放下来了。肩膀还有点酸，但那种沉甸甸的压迫感，没有了。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

　　窗外的霓虹灯闪了一下，像在眨眼睛。

　　她闭上眼睛。

　　一夜无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