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旺角，霓虹灯次第亮起来。

　　褚奕然从地铁站出口钻出来，被人流推着往前走。通菜街、西洋菜南街、花园街——每条街都挤满了人，招牌从楼顶伸出来，红的绿的黄的紫的，把整条街照得像一个巨大的万花筒。

　　她三年没来过旺角了。

　　刚来香港那阵子，她和兰承穷得要命。两个刚毕业的研究生，薪水加起来还不够中环一个月的房租。他们住在旺角一间五平米的小房间里，没有电梯，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

　　但那段时间，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周末不用加班的时候，他们会从太子走到旺角，再从旺角走到油麻地。吃街边的鱼蛋、鸡蛋仔、格仔饼，在通菜街买便宜的衣服，在西洋菜南街看街头艺人唱歌。

　　有一次，一个街头艺人在唱《富士山下》，兰承站在人群里听了一会儿，忽然转头对她说：“以后我赚了钱，带你去日本看富士山。”

　　她说：“好。”

　　他们没去过日本。后来兰承越来越忙，周末也要加班。再后来他们搬去了中环，薪水涨了，房租也涨了，生活越来越“体面”，但那些在旺角街头吃鱼蛋的日子，再也没有回来过。

　　褚奕然走到一个鱼蛋摊前，买了一串。

　　“十蚊，多谢。”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讲着一口地道的粤语。

　　她递过去十块钱，接过鱼蛋。站在路边，咬了一口。

　　辣。很辣。辣得她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她站在人群里，一边吃鱼蛋一边流泪。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多看她一眼。在香港，流泪是最不稀奇的事——地铁里、天桥上、写字楼的洗手间里，到处都是偷偷哭过的人。

　　她想起林嘉莉说的话：“你以为你爱的是他？你爱的是那个在香港拼命活着的自己。”

　　也许是的。她怀念的不是兰承，是那个刚来香港时什么都不怕的褚奕然。那个敢一个人拖着两个行李箱从机场坐地铁到旺角的褚奕然。那个站在霓虹灯下拍照拍到手机没电的褚奕然。那个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的褚奕然。

　　那个褚奕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她把鱼蛋的竹签扔进垃圾桶，擦了擦脸。

　　往前走几步，西洋菜南街上，一个街头艺人在弹吉他。不是《富士山下》，是一首她没听过的粤语歌。她站在人群外面听了一会儿，没听懂歌词，但旋律很好听。

　　唱完之后，艺人对围观的人说了句“多谢”。褚奕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放进他面前的琴盒里。

　　艺人冲她笑了一下：“多谢你，靓女。”

　　她也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走出旺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霓虹灯更亮了，整条街像一条发光的河。她站在路口，最后看了一眼。

　　再见，旺角。再见，那个在霓虹灯下笑着拍照的女孩。

　　手机响了。不是微信，是电话。林嘉莉。

　　“你在哪？”

　　“旺角。”

　　“不是说好来我家吃糖水吗？我妈等了你一个晚上了。”

　　褚奕然愣了一下，看了一眼时间——七点半了。她完全忘了。

　　“我现在过来。”

　　“快点啦，糖水凉了就不好吃了。”

　　“好。”

　　她挂了电话，快步往地铁站走。走着走着，忽然跑了起来。

　　跑过通菜街，跑过金鱼街，跑过花墟道。风灌进领口，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周围的人都在看她，但她不在乎。

　　她已经很久没有跑过了。

　　在香港，跑步是健身房里的事，不是街头的事。

　　街头只有赶路，没有奔跑。

　　赶路是被迫的，奔跑是主动的。

　　她跑到地铁站入口，停下来，大口喘气。

　　然后她笑了。

　　不是因为开心，是因为她发现，原来她还能跑。原来她的身体里，还有一个会跑、会笑、会站在路边吃鱼蛋吃到流泪的褚奕然。

　　那个褚奕然没有死。

　　她只是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