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鸣抱着那个铁盒子,和周建国一起往山下走。
天边已经泛白了,林子里的光线慢慢亮起来。鸟开始叫,一声两声的,从远处传来。走到山脚的时候,太阳刚好从东边的山头探出头来,把半个天都染红了。
周建国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陈树鸣放慢脚步等着他,两个人一前一后,谁也没说话。
到派出所的时候,刘所正站在门口抽烟。看见他们俩,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踩灭,迎上来。
“陈队,可算回来了。”他说,“一晚上没睡吧?赶紧进去歇会儿。”
陈树鸣摇摇头。
“李国强呢?”
“在里头。”刘所说,“一晚上没睡,坐那儿发愣。给他送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就那么坐着。”
陈树鸣点点头,抱着铁盒子进了办公室。
他把铁盒子放在桌上,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合同、账本、运输记录、付款凭证、照片、还有父亲那张纸条。
他把那张纸条单独放在一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树鸣,你要是看到这个,爸已经走了。别难过。爸这辈子没本事,就做了这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这些证据,你拿去。那些人,让他们付出代价。”
他把纸条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里。
周建国站在门口,看着他。
“树鸣。”他说,“这些东西,你打算怎么办?”
陈树鸣抬起头。
“交上去。”他说,“交给上面,交给该管的人。”
周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进来,在他对面坐下。
“你想好了?”他问,“交上去,那些人就知道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陈树鸣看着他。
“周叔。”他说,“我爸等这一天等了十年。我不能让他白等。”
周建国低下头,没说话。
陈树鸣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收进铁盒子里,盖上盖子,抱起来。
“我去趟县城。”他说,“找市局的人。”
周建国站起来。
“我跟你去。”
陈树鸣摇摇头。
“你在这儿待着。”他说,“刘所,看好他,别让他再跑了。”
刘所点点头。
陈树鸣抱着铁盒子出了门,上了车,发动,往县城开。
从植树沟到县城要一个多小时。山路弯多,他开得很快,方向盘打得飞转。铁盒子放在副驾驶座上,随着车子的颠簸一跳一跳的,像活物。
他一边开车一边想,这些东西交上去,会怎么样?
那些名字,那些证据,那些藏在背后的势力,会怎么样?
他想起父亲那张纸条上的话:“那些人,让他们付出代价。”
父亲一辈子老实,没跟人红过脸。临死前写下的这句话,是他这辈子最狠的一句话。
车开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他把车停在公安局门口,抱着铁盒子进去。
市局的人还没到,他先找了县局的熟人,把那间会议室借来用。他把铁盒子放在会议桌上,坐在旁边等。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门推开了。
进来两个人。一个是市局的副局长,姓马,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永远挂着笑。另一个是技术科的小李,背着电脑包,看见陈树鸣点了点头。
“树鸣。”马副局长在他对面坐下,“刘所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有重要证据要交?什么东西?”
陈树鸣把铁盒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桌上。
马副局长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张和照片,脸上的笑容慢慢收起来了。
“这是?”
“2005年到2007年,有人在植树沟北坡非法开采稀土。”陈树鸣说,“这是当时的合同、账本、运输记录,还有现场照片。合同甲方是一个叫‘移植林业’的境外公司,乙方是植树沟镇政府。签字的人是当时的镇党委书记赵永年。”
马副局长拿起那些文件,一份一份地翻。翻到一半,他抬起头,看着陈树鸣。
“这些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陈树鸣沉默了两秒。
“我爸留给我的。”他说。
马副局长愣了一下。
“你爸?”
“他叫陈卫国,是植树沟林场的工人。”陈树鸣说,“2008年去世了。这些东西是他当年偷偷藏起来的。”
马副局长放下文件,靠在椅背上,看着他。
“树鸣。”他说,“这东西不一般。你知道这牵扯多少人吗?”
陈树鸣点点头。
“知道。”
马副局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交给我吧。我帮你处理。”
陈树鸣看着他。
“马局,我想跟到底。”
马副局长摇摇头。
“不行。”他说,“这事儿太大,你级别不够。把东西给我,你回去等消息。”
陈树鸣没动。
马副局长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树鸣,我理解你的心情。”他说,“但你爸留下的这些东西,不是你能碰的。交给我,我保证给你一个交代。”
陈树鸣看着桌上的那些证据,看了很久。
然后他慢慢站起来。
“马局。”他说,“我爸等这个交代,等了十年。”
马副局长没说话。
陈树鸣把那些文件一份一份收起来,放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
“我等你消息。”他说。
他走出会议室。
走到门口的时候,马副局长在后面叫住他。
“树鸣。”
他回过头。
马副局长站在会议桌旁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小心点。”他说。
陈树鸣点点头,推门出去了。
回到植树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他把车停在派出所门口,抱着铁盒子进去。刘所迎上来,看见他脸色不对,没敢多问,只是说:“周建国在里头,一直等着呢。”
陈树鸣点点头,走进那间办公室。
周建国还坐在那儿,姿势都没变。看见他进来,站起来。
“交了吗?”
陈树鸣点点头。
周建国松了口气,又坐回去。
“那就好。”他说,“那就好。”
陈树鸣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
“周叔。”他说,“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周建国看着他。
“什么事?”
“2005年,你第一次发现那些人开矿的时候。”陈树鸣说,“你为什么不报警?”
周建国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
“我报了。”他说。
陈树鸣皱起眉头。
“报了?”
周建国点点头。
“报了。”他说,“我给县里打了电话,给市里也打了电话。没人管。后来有人给我回电话,说让我别多管闲事。还说,要是再打,就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他抬起头,看着陈树鸣。
“后来我就不敢打了。”他说,“我只能偷偷记下来,把证据留着。我想着,总有一天会有人来管的。”
陈树鸣没说话。
周建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你爸知道这事儿。”他说,“我跟他说的。他说他帮我保管证据。他说他儿子是警察,将来一定能帮上忙。”
他的声音有点发抖。
“他没说错。”他说,“你来了。”
陈树鸣坐在那儿,半天没动。
窗外,太阳慢慢往下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落在那只铁盒子上。
铁盒子的表面锈迹斑斑,但被阳光一照,那些锈迹闪着光,像金子。
他突然想起父亲教他种树时说过的话。
“树活着的时候,是绿的。死了,是灰的。但根还在土里,土里还有它的印子。”
人死了,证据还在。
证据死了呢?
根还在。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街上的人少了,店铺开始关门。路灯还没亮,整条街灰蒙蒙的。
他掏出手机,给马副局长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他又打了一遍。
还是没人接。
他站在窗边,握着手机,看着窗外越来越暗的天色。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
他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转身往外走。
周建国在后面喊他:“树鸣,去哪儿?”
他没回头。
“县城。”他说。
他开着车往县城跑。
天黑了,山路更难走。他把车灯打开,照着前面弯弯曲曲的路。车开得很快,轮胎压到石子,蹦起来,又落下去。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些证据,不能出事。
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他把车停在公安局门口,跑进去。
值班室的人认识他,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找马局。值班的人说马局下午就下班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他掏出手机,又打了一遍马副局长的电话。
这回通了。
“喂?”马副局长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马局,是我。”陈树鸣说,“那些证据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在我这儿。”马副局长说,“怎么了?”
陈树鸣松了口气。
“没什么。”他说,“就是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结果?”
马副局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树鸣,这事儿得慢慢来。牵扯的人太多,我得先查清楚。”
陈树鸣握着手机,没说话。
“你放心。”马副局长说,“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挂了电话,陈树鸣站在公安局门口,看着外面黑漆漆的街道。
路灯亮着,昏黄的光落在地上。有几只飞蛾绕着灯飞来飞去,往灯罩上撞。
他站了很久。
然后他上车,往回开。
开到半路,手机响了。
是刘所打来的。
“陈队,出事了。”刘所的声音很急,“李国强死了。”
陈树鸣一脚刹车,车停在路中间。
“什么?”
“死了。”刘所说,“我刚发现的。在留置室里,吊在窗户上。用的自己的皮带。”
陈树鸣握着方向盘,半天没动。
后面的车在按喇叭,他没听见。
他脑子里只转着一个念头。
李国强死了。
自杀?
还是被自杀?
他发动车,往植树沟开。
这一回,他开得更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