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开进镇派出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镇上的夜路黑,路灯稀稀拉拉的,隔老远才有一盏。派出所是个三层小楼,院子里停着那两辆警车,车灯还亮着,把院墙照得发白。
陈树鸣推开车门,周建国跟着下来。他走得很慢,腿好像有点不听使唤,下车的时候扶了一把车门,站稳了才松开手。
“周叔。”陈树鸣看着他。
“没事。”周建国摆摆手,“腿麻了。”
陈树鸣知道不是腿麻。是怕。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一辈子没进过局子,头一回来,是以这种方式。
所里的人早等着了。一个姓刘的副所长迎出来,把他们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秉公执法”的锦旗,落款是好几年前的了。
“陈队,在这儿行吗?”刘所问,“我们这儿条件简陋,审讯室还在装修。”
“行。”陈树鸣说,“麻烦你帮我把李国强也叫来。还有那个环保局的王海燕,那个记者张磊,都叫来。分开问。”
刘所点点头,出去了。
陈树鸣拉过一把椅子,让周建国坐下。他自己没坐,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窗外是黑漆漆的院子,院墙外头是更黑的山,山上隐约能看见几盏灯,那是植树沟的人家。
周建国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不停地搓着裤子。他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那双解放鞋上的泥已经干了,一碰就往下掉渣。
“周叔。”陈树鸣转过身,“我问你几个问题。”
周建国抬起头,点点头。
“你今天带人去那片林子种树,谁定的地方?”
“县林业局。”周建国的声音有点哑,“他们提前一周就通知了,说今年植树节活动要选在北坡,要选在2008年种过的那片老林区。我就照办了。”
“通知是谁下的?”
“一个姓王的科长。”周建国想了想,“王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反正是林业局的。”
陈树鸣记下这个信息,又问:“那你知不知道,那片林子底下埋着东西?”
周建国没立刻回答。他看着陈树鸣,嘴唇动了动,又闭上了。
“周叔。”陈树鸣往前走了两步,“你跟我说实话。这事儿太大,瞒不住的。”
周建国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种树那年。”他说,“2008年。”
陈树鸣的呼吸停了一拍。他压着声音问:“你怎么知道的?”
周建国的手开始抖。他把手攥成拳头,放在膝盖上,使劲压着。但还是在抖。
“那几天我就觉得不对劲。”他说,“你爸那几天老往北坡跑,有时候大半夜的还去。我问他去干啥,他说去看看树苗长得咋样。我不信,但我没追问。”
他顿了顿,咽了口唾沫。
“3月15号那天,你爸走了。我去他家帮忙收拾遗物,在他床底下翻出来一个铁盒子。盒子没锁,我打开了。”
陈树鸣盯着他。
“里头有什么?”
周建国抬起头,看着他。那双眼睛浑浊,泛着红血丝,但在灯光底下,亮得有点吓人。
“有一张照片。”他说,“还有一张纸条。”
“什么照片?”
“几个人站在一起的照片。有老赵,赵永年,那时候他还是镇里的书记。有李国强,有王海燕,有我。”周建国的声音越来越低,“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穿西装,戴眼镜,手上戴着个戒指。”
陈树鸣的后背僵住了。
“那张纸条呢?”
周建国没回答。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半天不说话。
“周叔!”陈树鸣往前逼了一步,“纸条呢?”
周建国抬起头,看着他。那眼神复杂得很,有害怕,有愧疚,还有别的什么,陈树鸣一时看不明白。
“我烧了。”周建国说。
陈树鸣愣住了。
“你烧了?”
“我烧了。”周建国点点头,眼泪突然就下来了,“我害怕。树鸣,我真的害怕。那照片上的人,有我。那纸条上写的,我不敢看全,但我知道,那是你爸留下的证据。他怕哪天出事儿,他先留了一手。”
陈树鸣站在原地,他脑子里乱得很,像有一万只蚂蚁在爬。
“纸条上写的什么?”他问。
周建国擦了把眼泪,吸了吸鼻子:“我就看了一眼。你爸的字,歪歪扭扭的,写着日期,3月10号。还写着几个名字,就是照片上那些人。最后一句写的是,‘他们要埋人’。”
他们要埋人。
陈树鸣的手指头捏得发白。他想起父亲那张照片,想起那个背对着镜头的西装男人,想起父亲在电话里说的“有些事,等我退休了再跟你说”。
他那时候不知道,父亲说的是这个。
他等了十年,等到的是这个。
“你为什么烧?”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周建国看着他,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怕。树鸣,我怕。那照片上有我。那纸条要是交出去,我就成了帮凶。我那时候刚退休,儿子刚结婚,儿媳妇刚怀孕,我不能有事。我不能。”
他说不下去了,用手捂住脸,肩膀一耸一耸的。
陈树鸣看着他,半天没说话。窗外的风吹进来,凉飕飕的,把他后背的汗都吹干了。
这时候,门敲响了。刘所探进头来:“陈队,李国强带来了,在隔壁屋。”
陈树鸣看了周建国一眼,转身出去了。
隔壁屋是个会议室,比刚才那间大一点,中间摆着一张长条桌,四周是十几把折叠椅。李国强坐在最靠里的那把椅子上,手放在桌上,指头不停地敲着桌面,发出“笃笃笃”的声音。
看见陈树鸣进来,他一下子站起来,又觉得不对,慢慢坐回去。
“陈队长。”他叫了一声,脸上挤出点笑,但那笑比哭还难看。
陈树鸣在他对面坐下,没说话,就看着他。
李国强被他看得发毛,脸上的笑挂不住了,慢慢收回去,变成一副苦相。
“陈队长,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我就是来种树的,我。”
“你今天挖那个坑的时候。”陈树鸣打断他,“挖了多深?”
李国强愣了一下:“啊?”
“我问你,挖了多深。”
“我,我记不清了。”李国强擦了把汗,“大概,大概半米吧?”
“别人都挖四十公分,你挖半米。”陈树鸣盯着他,“你为什么挖那么深?”
李国强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你是想挖出什么?”陈树鸣往前探了探身子,“还是说,你本来就知道底下有东西?”
李国强脸上的汗一下子下来了。他用袖子擦了一把,又擦一把,擦不完似的。
“陈队长,我,”他的声音发抖,“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是,我就是。”
“你就是什么?”
李国强不说话了。他低下头,两只手攥在一起,指头扭来扭去的。
陈树鸣看着他,等。
屋子里安静得很,只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嗒嗒嗒”地走。
过了足足有两分钟,李国强突然抬起头。他的眼眶红了,眼泪在里面打转。
“陈队长。”他说,“你爸是个好人。”
陈树鸣没说话。
“那年的事。”李国强说,“我对不起他。”
“什么事?”
李国强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低下头,又开始搓手指头。
陈树鸣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李国强,尸体都挖出来了,你以为还能瞒得住?”
李国强没吭声。
“3月10号那天。”陈树鸣说,“那个穿西装的男人,他来干什么?”
李国强的肩膀抖了一下。
“他是来谈生意的,对吧?”陈树鸣说,“谈什么生意?跟谁谈?”
李国强抬起头,看着他。那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像是害怕,又像是解脱。
“陈队长。”他说,“你爸当年,是真的想救那个人。”
陈树鸣愣住了。
“你说什么?”
李国强刚要开口,门突然被推开了。刘所站在门口,脸色有点难看。
“陈队,出事了。”
陈树鸣转过身:“什么事?”
“赵永年。”刘所说,“就是那个退休的镇书记,刚才在家里晕倒了。他老伴打电话来,说人送医院了,情况不太好。”
陈树鸣的心往下一沉。
“走。”他抬腿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李国强一眼,“你在这儿等着,我回来接着问。”
李国强点点头,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松口气还是更害怕了。
镇卫生院离派出所不远,走路也就五分钟。陈树鸣和刘所赶到的时候,急救室的灯还亮着。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六七十岁,头发花白,眼睛红红的,应该是赵永年的老伴。
看见他们来,老太太站起来,腿一软,差点摔倒。陈树鸣赶紧扶住她。
“大娘,怎么回事?”
老太太抓住他的胳膊,手冰凉冰凉的:“我也不知道。他吃过晚饭还好好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看着看着,听见他‘呃’了一声,回头一看,人就歪那儿了。我赶紧打120,送到这儿来,医生说。”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哗哗地流。
陈树鸣扶她坐下,让刘所照顾着,自己走到急救室门口,贴着门听。里头有脚步声,有说话声,听不清说什么。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来,蹲在老太太跟前。
“大娘,赵叔今天有没有什么异常?”
老太太擦了擦眼泪,想了想:“异常,他今天下午接了个电话,打完电话就有点不对劲。”
“谁打的?”
“我不知道。”老太太摇摇头,“他没说。但接完电话,他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好久,我叫他吃饭都叫不动。”
陈树鸣心里有数了。
这时候,急救室的门开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出来,摘了口罩,脸色不太好。
“家属在吗?”
老太太一下子站起来:“在,在,我是他老伴。医生,他怎么样?”
医生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陈树鸣他们,压低声音说:“情况不太好。脑溢血,出血量很大。我们条件有限,得马上转院,但是。”
他顿了顿。
“但是什么?”老太太急了。
“但是他的情况,不一定能撑到转院。”医生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老太太身子一晃,陈树鸣一把扶住她。她没哭,只是愣愣地看着那扇门,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急救室的门又关上了。
陈树鸣扶着老太太坐下,自己站在旁边。他看着那扇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几个念头。
赵永年晕倒的时间太巧了。下午接的那个电话,是谁打的?说了什么?是巧合,还是有人在灭口?
他想起李国强刚才说的那句话,“你爸当年,是真的想救那个人。”
谁想救谁?救成了吗?那个人最后为什么还是死了?
还有那张照片,那张纸条。周建国说烧了,真的烧了吗?他说的是实话还是又在骗他?
他掏出手机,给局里打了个电话。
“帮我查一下赵永年今天的通话记录,越快越好。”
挂了电话,他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黑夜。山里的夜黑得纯粹,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那片黑里头,有北坡,有那片林子,有那棵穿透骸骨的树,有父亲五百米外的坟。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刘所跑过来,气喘吁吁的:“陈队,赵永年,说赵永年醒了,要见你。”
陈树鸣转身就往病房跑。
病房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他推门进去,看见赵永年躺在床上,脸色灰白,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眼睛半睁着。
他走过去,在床边蹲下来。
“赵书记。”
赵永年的眼珠动了动,慢慢转过来,看着他。那双眼睛浑浊,但里头有一点光,就那么一点,亮着。
“树鸣。”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陈树鸣要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能听见。
“我听着呢。”
赵永年的嘴唇动了动,半天才挤出几个字:“照片,还有一张。”
陈树鸣心里一震:“什么照片?”
“你爸,拍的。”赵永年的呼吸越来越急,“他,他藏起来了。在他,他。”
话没说完,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了,嘴巴张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赵书记!”陈树鸣抓住他的手。
赵永年的手冰凉,硬得像石头。他的眼睛还睁着,但里头那点光,灭了。
心电监护仪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医生护士冲进来,把陈树鸣挤到一边。他看着那些人忙活,看着他们做心肺复苏,看着他们打肾上腺素,看着心电监护仪上的那条线,变成一条直线。
十分钟后,医生直起腰,摘下口罩,摇了摇头。
陈树鸣站在角落里,看着床上那个人,那张灰白的脸,那双还睁着的眼睛。他想,赵永年最后想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照片在你爸那儿。藏在他什么?
他慢慢走出病房,走到走廊里。老太太已经被人扶走了,走廊空荡荡的,只有刘所站在那儿,看着他。
“陈队。”
陈树鸣没说话。他掏出手机,又给局里打了个电话。
“帮我查一下我父亲的遗物。”他说,“当年是谁经手的,现在在哪儿。越快越好。”
挂了电话,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黑夜。
山里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种树。那时候他问父亲,这棵树什么时候能长大。父亲说,快了,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长大了。
他长大了。
树也长大了。
可父亲不在了。
他站在窗边,看着外面那片黑,第一次觉得,这片他长大的土地,他其实一点都不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