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笛声越来越近，很快，两辆警车就停在了山坡下头的机耕道上。车门打开，下来五六个人，有穿制服的，也有穿便衣的。走在最前头的是个女的，三十出头，短发，戴着眼镜，手里拎着个银色箱子。

　　陈树鸣迎上去。

　　“陈队。”女的冲他点点头，“什么情况？”

　　“吕法医。”陈树鸣侧过身，带着她往坑边走，“挖树坑挖出来的，露出小臂，其他部位还在土里。”

　　吕法医蹲在坑边，戴上手套，打开箱子取出手电筒，往坑里照了照。她没说话，看了足足有两分钟，然后站起来，摘下手套。

　　“至少十年了。”她说，“埋得不深，大概五六十公分。从露出来的部分看，尸骨保存得还行，没怎么被动物破坏。”

　　“那棵树呢？”陈树鸣指着坑边那棵松树，“根扎进去了。”

　　吕法医看了一眼那棵树，点点头：“我看见了。这种情况不少见，尸体腐烂以后就是很好的肥料，树根自然会往那边长。不过，”她顿了顿，“这棵树的位置有点巧，正好长在尸体正上方。不像是随便长的。”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这棵树很有可能是故意种在这儿的。”吕法医说，“种的时候，底下已经埋了人。”

　　陈树鸣没说话，只是看着那棵树。树不高，也就两三米，树干有成年人小臂那么粗。他伸出手，握住树干，轻轻晃了晃。树很稳，扎得深。

　　“要挖出来吗？”旁边一个年轻的民警问。

　　“等勘查完再挖。”陈树鸣松开手，“先拉警戒线，把这片区域封锁起来。今天参加活动的人，一个都别走，等会儿要做笔录。”

　　他说完，转身去找周建国。周建国还蹲在那棵树下头抽烟，脚边扔了四五个烟头。他看见陈树鸣走过来，慢慢站起来，把手里那半截烟掐灭，揣进兜里。

　　“周叔。”陈树鸣站到他面前，“你得跟我说实话。”

　　周建国看着他，没吭声。

　　“你今天带人来这儿种树，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陈树鸣问。

　　周建国把目光挪开，看着远处那些警察。他们正拿着相机拍照，拉着黄色的警戒线，把那些志愿者和记者都赶到一边去。李国强站在人群里，不停地往这边看。

　　“我要是说无意，你信吗？”周建国说。

　　“我想信。”陈树鸣说，“但你这十年的表现，让我没法信。”

　　周建国的肩膀抖了一下。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那双解放鞋上沾满了泥，鞋帮子都磨破了。

　　“树鸣。”他叫了一声，声音沙哑，“有些事，我憋了十年。我不知道该跟谁说，也不知道怎么说。”

　　“那就从今天的事说起。”陈树鸣说，“你为什么选这块地方种树？”

　　周建国沉默了很久。久到陈树鸣以为他不会开口了，他才说：“我没选。是上面定的。”

　　“上面？”

　　“县林业局。”周建国抬起头，“他们说今年植树节搞活动，地点要选在北坡，要选在2008年种过的那片林子。我就照办了。”

　　陈树鸣盯着他的眼睛：“那你事先知不知道，这片林子底下埋着东西？”

　　周建国没回答。但他的眼神闪了一下，就一下，陈树鸣看见了。

　　“周叔。”陈树鸣往前逼了一步，“我爸当年，是不是也知道？”

　　周建国的脸色变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只是往后退了一步，背抵住了身后那棵树。

　　这时候，有人在后面喊陈树鸣。是吕法医。

　　“陈队，你得过来看看。”

　　陈树鸣看了周建国一眼，转身走了。

　　坑边已经架起了遮阳棚，几盏照明灯亮着，把坑底照得通亮。吕法医趴在地上，拿着小铲子和刷子，正在清理坑边的土。她旁边蹲着两个技术员，拿着相机和记录本。

　　陈树鸣走过去，蹲下来。

　　坑底已经露出了一大片。那只手臂不再是孤零零的一截，而是连着肩膀，连着胸腔。尸骨蜷缩着，侧躺着，两条腿弯曲，膝盖几乎顶到胸口。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那双手，反剪在背后，手腕处还缠着一截已经腐烂的绳子。

　　“双手被绑过。”吕法医说，“你再看这儿。”

　　她指着尸骨的头部。颅骨的后脑勺位置，有一块明显的凹陷，裂成了好几片。

　　“钝器重击。”她说，“一下就要命。这基本可以肯定是命案。”

　　陈树鸣盯着那个凹陷，没说话。

　　“还有。”吕法医用镊子轻轻拨开尸骨胸口的泥土，“你看这些树根。”

　　那些白色的树根从土里钻出来，密密麻麻的，缠绕在肋骨之间。有几根粗的，直接从肋骨的缝隙里穿过去，把整个胸腔撑开了。肋骨断了好几根，断口处还能看见树根贴着骨头长。

　　“这棵树至少有十年了。”吕法医说，“和死亡时间基本吻合。”

　　陈树鸣站起来，看了看周围。警戒线外头，那些志愿者三三两两地蹲在地上，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交头接耳。李国强一个人蹲在最边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王海燕，就是那个环保局的女干部，站在人群中间，脸色发白，不停地在跟旁边的人说着什么。那个记者张磊举着相机，对着警戒线里拍，被一个民警拦住，两人在争执。

　　陈树鸣的目光又落到周建国身上。他还站在那棵树下，像棵树似的。

　　“先把尸体起出来吧。”陈树鸣说，“动作仔细点，尽量保留那些树根。”

　　吕法医点点头，招呼那几个技术员开始干活。

　　陈树鸣走到一边，掏出烟，点上一根。他不常抽烟，但这会儿想抽一根。烟雾升起来，被风吹散。他眯着眼，看着那些人一铲一铲地挖土，看着那具尸骨一点一点露出来。

　　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来北坡玩。那会儿他七八岁，正是淘气的年纪。父亲在干活，他就在林子里乱跑，追兔子，掏鸟窝。有一次他跑得太远，迷路了，天都快黑了还找不到回去的路。他坐在一棵树下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父亲站在他面前，手里提着一盏马灯。

　　“别怕。”父亲说，“爸在呢。”

　　他抱着父亲的腿，哭得稀里哗啦。父亲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擦他的眼泪，说：“树鸣，记住，不管走多远，只要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总能回去。”

　　那时候他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后来他考上警校，分配工作，调到市里，一年也回不来几次。父亲在电话里从不抱怨，只说“忙你的，别惦记我”。2008年3月15日那天，他接到周建国的电话，说父亲走了。

　　他连夜赶回来，只看见一口棺材。

　　周建国说，是心梗，走得突然，没受罪。

　　他没怀疑。那会儿他刚参加工作，满脑子都是案子，顾不上细想。他办完丧事就回去了，连父亲的遗物都没仔细翻。

　　现在想想，他欠父亲的，太多了。

　　“陈队。”

　　他转过头，是张磊。那个记者不知道什么时候绕过了警戒线，站在他旁边。

　　“你怎么进来的？”陈树鸣皱起眉头。

　　“那个民警是我同学，通融了一下。”张磊讪讪地笑了笑，“我想跟您聊聊，就一会儿。”

　　“聊什么？”

　　“这个案子。”张磊压低声音，“我2008年参加过那次植树活动。就是在这儿。”

　　陈树鸣看着他。

　　“那会儿我是植树沟中学的学生，学校组织我们来种树。”张磊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

　　“有个人不见了。”张磊说，“不是我们学生，是一个大人。我们种完树集合的时候，老师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后来找了半天，没找着，老师就说可能先回去了，让我们别管。”

　　陈树鸣盯着他：“什么人？”

　　“我不认识。”张磊摇摇头，“但我记得他长什么样。三十多岁，穿西装，戴眼镜，手上还戴着个戒指。我们学生都笑他，说种树穿什么西装，一看就是城里来的。”

　　陈树鸣想起那个戒指。吕法医刚才从尸骨的手指上取下来一个戒指，银色的，锈得厉害，但还能看出形状。

　　“你确定是那天？”他问。

　　“确定。”张磊说，“因为那天是植树节，学校专门放半天假让我们来种树。这事儿我印象太深了，后来写作文还写过。”

　　陈树鸣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跟我来。”

　　他带着张磊走到坑边。吕法医已经把尸骨基本清理出来了，正拿着相机在拍照。陈树鸣冲她招招手：“吕法医，那个戒指呢？”

　　吕法医从旁边的物证箱里拿出一个透明的小袋子，递给他。袋子里躺着一枚银色的戒指，锈迹斑斑，但还能看出是男式的，款式很简单，就是一圈素银。

　　陈树鸣把袋子举到张磊面前：“是这种吗？”

　　张磊凑近了看，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他抬起头，脸色发白：“是。就是这种。那天阳光照在他手上，戒指反光，我们学生还议论来着。”

　　陈树鸣把袋子还给吕法医，转身看着那个坑。尸骨已经完全露出来了，蜷缩着，扭曲着，像一棵被砍倒的树。

　　“2008年3月12日。”他喃喃地说。

　　“对。”张磊说，“整整十年前。”

　　陈树鸣没再说话。他想起父亲那张照片，想起照片里那个背对着镜头的西装男人，想起父亲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有些事，等我退休了再跟你说。”

　　父亲没等到退休。

　　那具尸体也没等到重见天日。

　　它们等了整整十年，等到今天，等到陈树鸣站在这里。

　　他抬起头，往周建国的方向看了一眼。老周还站在那棵树下，背对着他。

　　天色暗下来了。山里的天黑得快，刚才还有点亮，这会儿就全暗了。民警打开了照明灯，惨白的光把这片林子照得像白天。

　　吕法医他们已经把尸体装进了尸袋，正在封口。陈树鸣走过去，看了一眼。尸袋里那具蜷缩的骨骸，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

　　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这人是谁？为什么埋在这儿？谁埋的？为什么偏偏在植树节这天被发现？

　　还有，父亲当年，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

　　他想起父亲教他种树时说的话：“树要种深点，根才稳。”

　　那时候他不知道，树底下，有时候埋着比树根更深的东西。

　　手机响了。他接起来。

　　“陈队，查到了。”电话那头是局里的技术员，“2008年前后，植树沟镇及周边几个乡镇，没有符合特征的失踪人员报告。”

　　“周边县市呢？”

　　“正在查。但范围太大，需要时间。”

　　陈树鸣挂断电话，看着那个尸袋。没有人报失踪，那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来植树沟？他死在这里，为什么没人找？

　　他想起张磊说的：穿西装，戴眼镜，城里人。

　　一个城里人，跑到这个山沟里来干什么？

　　他又想起周建国说的：上面定的，选在北坡。

　　上面是谁？为什么偏偏选这儿？

　　他转过身，朝周建国走过去。老周还在那棵树下，蹲着，手里夹着烟，火光一明一灭。

　　“周叔。”陈树鸣站在他面前，“你得跟我回趟局里。”

　　周建国抬起头，看着他。昏暗中，他的脸看不太清楚，但那双眼睛亮得很奇怪。

　　“树鸣。”他说，“有些事，我憋了十年。今天，是该说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跟着陈树鸣往山下走。

　　走到半路，他突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林子。黑暗中，那些树影影绰绰的，像无数个人站在那里。

　　“你爸那天也在这儿。”周建国说，“2008年植树节。他就站在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陈树鸣愣住了。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周建国看着那片林子，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他说，有些树，不该种的地方，就别种。”

　　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凉飕飕的。陈树鸣打了个寒战。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林子。黑暗中，那些树静静地站着，枝叶在风里响着。

　　像在说话，又像在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