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三时,上海,河南路。
雨下得细而密,把青石板路浇得发亮。陈临撑着黑伞,站在“同德堂”药铺的招牌下,看着雨水顺着“童叟无欺”的鎏金大字往下淌。铺子门面不大,两开间,黑漆木门,玻璃橱窗里摆着人参、鹿茸、当归,还有一尊锃亮的铜钵。空气里有股浓郁的药味,苦中带甘,混在潮湿的空气里,往人肺里钻。
夜莺——现在该叫她周婉儿了——站在他身侧半步后,穿阴丹士林旗袍,外罩墨绿开司米外套,手里提着皮箱。她的头发烫成了时兴的波浪卷,涂了淡淡的口红,看起来像个家境尚可的少奶奶。但陈临知道,她旗袍高开衩的内侧缝着一把匕首,皮箱夹层里有枪,她的眼神在看似温顺的表面下,随时保持着猎豹般的警觉。
“进去吧。”陈临说,推开了药铺的门。
门铃叮当一响。铺子里光线昏暗,柜台后站着个五十来岁的掌柜,戴老花镜,正在用戥子称药材。听见门响,他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扫过两人,停了一秒,又低下头继续称药。
“二位抓药?”掌柜的声音慢吞吞的。
“不抓药,想买点参。”陈临走到柜台前,伞尖在地板上轻轻点了三下——两短一长。
掌柜的手顿了顿。他放下戥子,摘下眼镜,用绒布擦了擦,又重新戴上。“要什么参?高丽参、花旗参,还是本山的野山参?”
“要本山的,七年以上的,须子要完整。”
“七年以上的本山参,可不便宜。”
“价钱好说,只要货真。”
暗号对上了。掌柜点点头,朝里间喊了一声:“阿福,看店。”然后掀开柜台后的蓝布门帘,“二位,里边请。”
里间是账房,更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天光。墙上挂着泛黄的《本草纲目》图,靠墙是药柜,密密麻麻的小抽屉,写着药名。空气里的药味更浓了。
掌柜关上门,转身,脸上的温吞消失了,眼神变得锐利。“周先生,周太太?”
“是。”陈临说,“老徐?”
“徐伯年。”掌柜伸出手,和陈临握了握,手很粗糙,有厚茧,“等你们三天了。路上还顺利?”
“顺利。船在吴淞口停了一夜,日本人查得严,但没出岔子。”陈临说,“陈骁那边有什么消息?”
徐伯年走到药柜前,拉开最底下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信封。“昨天下午送来的。陈骁约你明晚八点,在静安寺路的‘绿杨邨’酒家见面,雅间‘听雨轩’。他说,以药材商行周经理的身份,谈一批云南白药的生意。”
陈临接过信封,拆开。里面是“绿杨邨”的请柬,烫金的,落款是“陈骁”,职务是“国防部二厅上海办事处特别专员”。请柬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是陈骁的笔迹:
“生意可谈,但货要验。戴老板的人也来。”
戴老板。戴笠。
陈临把请柬递给夜莺。夜莺看完,低声说:“是试探,也是下马威。戴笠的人在场,是告诉你,陈骁在军统的靠山很硬,也是警告你别耍花样。”
“我知道。”陈临把请柬收好,“住处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隔壁弄堂,福熙里12号,二楼前厢房。房子是药铺的产业,安全。”徐伯年说,“另外,组织上让我转告你们两件事。”
“说。”
“第一,秦风同志已经抵达上海,目前隐蔽在法租界。但他暂时不会和你们直接接触,以免暴露。他会通过死信箱传递信息,第一个死信箱在虹口公园鲁迅墓前第三棵松树下,标记是树根处一块刻了‘早’字的石头。取信时间:逢单日下午四点。”
陈临点头。秦风到了。他的三弟,那个在照片上侧着脸的少年,现在就在同一座城市。
“第二,”徐伯年压低声音,“三岛中佐醒了。”
陈临的心跳漏了一拍。“什么时候?”
“三天前。他从陆军医院转移到虹口一家私人诊所,名义上继续治疗,实则是软禁。特高课在查枪击案,怀疑有内鬼。三岛通过我们的内线传了句话出来。”
“什么话?”
徐伯年从怀里掏出一张极小的纸片,只有指甲盖大,上面用日文写了一行字。陈临接过,借着窗光看:
“鏡の割れ目に影あり。金曜夜、白玉蘭の下で。”
(镜有裂痕,影在其中。周五夜,白玉兰树下。)
“镜有裂痕,影在其中……”陈临皱眉,“白玉兰树下……是指虹口公园那棵著名的白玉兰树?”
“对。虹口公园靠近日本海军俱乐部的地方,有棵很大的白玉兰树,是日侨常去的地方。”徐伯年说,“周五就是后天。他约你在那里见面,风险很大。”
“他知道我会去?”
“他知道你是‘银狐’,知道你会对这句话感兴趣。”徐伯年说,“但这是个陷阱的可能性很大。三岛重伤,被特高课怀疑,他约你见面,可能是为了自保,也可能是为了抓你。”
陈临沉思。三岛。他的堂兄,日本军人,共产国际内线,重伤未死,现在约他见面。镜有裂痕,影在其中——是在暗示“镜面计划”出了问题?还是暗示陈骁这个“影”已经变质?
“你怎么看?”他问夜莺。
夜莺想了想,说:“可以去,但要做足准备。第一,不亲自去,派人去。第二,见面地点要改,不能在他的地盘。第三,要试探他手里到底有什么筹码。”
陈临点头,对徐伯年说:“能传话进去吗?”
“可以,但需要时间。最快也要明天。”
“传话给他:镜已碎,影难寻。周日夜八点,外白渡桥下,第三根桥墩。只见影子,不见光。”
徐伯年记下。“明白。我尽快安排。”
“另外,”陈临说,“我需要陈骁最近一个月的行踪资料,越详细越好。还有,戴笠派来上海的那个人,查清楚是谁,什么背景,住哪里。”
“已经在查了,晚上给你。”徐伯年顿了顿,看着陈临,“周先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陈骁……毕竟是您哥哥。血脉相连。但叛徒就是叛徒,组织有铁的纪律。您若是心软,害的不只是您自己,还有整个上海地下组织。”
陈临沉默了很久。雨打在窗玻璃上,噼啪作响。
“我知道。”他说,“带我们去住处吧。”
福熙里12号是栋老式石库门房子,天井里种着石榴树,叶子掉光了,枝干在雨里发黑。二楼前厢房宽敞,红木家具,雕花大床,梳妆台上有面椭圆镜子。窗户对着弄堂,可以看到对面人家的晾衣杆和屋顶上的瓦松。
夜莺放下皮箱,走到窗边,掀起一角窗帘往外看。弄堂很安静,只有雨声,和远处隐约的黄包车铃声。
“这里不错。”她说,“闹中取静,四通八达,容易撤离。”
陈临打开皮箱,取出勃朗宁手枪,检查弹夹,上膛,放在枕头下。又取出那把刻着“秦”的钥匙,和那枚北伐勋章,放在贴身内袋里。
“晚上我出去一趟。”他说。
“去哪?”
“虹口公园。去看看死信箱,也看看那棵白玉兰树。”
“太危险。特高课现在像疯狗一样在找枪击案的线索,虹口是他们的地盘。”
“正因为是他们的地盘,才更安全。”陈临说,“灯下黑。而且,我想亲眼看看三岛选的地方,评估风险。”
夜莺看着他,没再反对。“我跟你去。”
“不,你留下。两个人目标大。而且你需要休息,伤还没好利索。”
夜莺的肩膀枪伤,在香港简单处理过,但这一路颠簸,伤口有些发炎。今早陈临看见她换药时,纱布上有血渍。
“我没事。”夜莺说,但声音有些虚。
“坐下。”陈临拉过椅子,按着她坐下,然后蹲下身,从皮箱里取出医药包,“换药。”
夜莺愣了愣,没动。陈临已经解开她旗袍侧襟的扣子,轻轻拉下左边衣领,露出绷带。纱布贴着肩膀,边缘有血渗出来。他小心地揭开纱布,看见伤口——已经结了一层薄痂,但边缘红肿,有发炎的迹象。
“发炎了。”陈临用镊子夹起酒精棉,擦拭伤口周围。动作很轻,但夜莺还是吸了口气。
“疼?”
“有点。”
“忍着。”陈临洒上磺胺粉,用新纱布重新包扎。他的手指偶尔碰到她的皮肤,很凉,但夜莺觉得被碰过的地方在发烫。
包扎完,他帮她拉好衣领,扣上扣子。整个过程,两人都没说话。只有雨声,和彼此的呼吸声。
“谢谢。”夜莺低声说。
“应该的。”陈临收拾医药包,“你救过我,我照顾你,扯平了。”
“不是扯平。”夜莺抬头看他,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很亮,“是互相欠着。欠着,才有理由继续在一起。”
陈临的手顿了顿。他看向夜莺,夜莺也看着他,眼神坦荡,没有躲闪。
然后他移开目光,站起身。“我傍晚出去,十点前回来。你锁好门,谁来都别开。如果是徐伯年,他会敲三下停两秒再敲两下。”
“知道。”夜莺也站起来,走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小心点。”
“嗯。”
陈临穿上大衣,戴上礼帽,拿起伞,走到门口。开门前,他回头看了一眼。
夜莺站在镜前,背对着他,正在把一支发簪插进发髻。旗袍的腰身很合,衬得她身形纤细。窗外的天光在她身上镀了层灰蒙蒙的边,让她看起来像一幅年代久远的画。
“夜莺。”他叫。
“嗯?”
“等我回来,告诉我你的真名。不是林秀兰,是你父母给你起的,真正的名字。”
夜莺的手停在发簪上。很久,她说:“好。等你回来,我告诉你。”
陈临点头,推门出去。
下楼,出弄堂,走到河南路上。雨还在下,街上行人稀少,黄包车夫披着油布在等客。他叫了辆车。
“去哪,先生?”
“虹口公园。”
车夫看了他一眼。“先生,那边是日本人的地方……”
“我知道。去就是了,车钱加倍。”
车夫不再多说,拉起车跑起来。
车在湿漉漉的街道上穿行。陈临靠在车篷里,看着窗外掠过的上海。和他离开时相比,这座城更萧条了。店铺关了不少,行人神色匆匆,街角有日本兵站岗,刺刀在雨里闪着寒光。外滩那些欧式建筑还在,但旗杆上飘的是太阳旗。
太平洋战争还没爆发,但空气里已经能闻到火药味。他知道,再过一个月,12月8日,珍珠港事变,上海租界也将彻底沦陷。那时,这座孤岛将变成真正的囚笼。
而他,必须在那之前,完成该做的事。
车到虹口公园门口。陈临付了钱,下车,撑伞走进公园。
公园里人很少。日本侨民三三两两地散步,穿着和服的女人撑着纸伞,孩子在草地上玩。远处是日本海军俱乐部的红砖楼,楼顶飘着军旗。
鲁迅墓在公园深处,一片松柏林中。陈临走到墓前,鞠躬,然后走向第三棵松树。树根处果然有块石头,刻着“早”字——鲁迅在课桌上刻的那个“早”。
他蹲下身,假装系鞋带,手在石头下摸索。摸到一个凹槽,里面有个蜡丸。迅速取出,藏进袖口。
起身,离开。整个过程不到十秒。
他继续往前走,走向那棵著名的白玉兰树。树很大,叶子掉光了,但枝干遒劲,在雨里像一副骨骼。树下有个长椅,空着。
陈临在长椅上坐下,点了支烟,假装看风景。目光扫过四周:左边三十米有个日本兵在站岗,右边五十米有个穿西装的中国人坐在另一张长椅上看报,正前方的小路上,一对日本夫妇在散步。
穿西装的那个中国人,看报的姿势很标准,但翻页的频率不对——太规律了,像在计时。是特高课的眼线。
陈临抽完烟,起身离开。他没回公园门口,而是走向侧门。侧门通向一条小街,街上有些日式小店。他走进一家叫“梅之屋”的茶室。
茶室很安静,只有两桌客人。一桌是日本商人,在谈事;另一桌是个穿和服的老人在喝茶。陈临在角落坐下,点了杯煎茶。
茶送来后,他借着茶杯的掩护,捏碎袖中的蜡丸。里面是一张小纸条,秦风熟悉的清秀字迹:
“兄:安抵。戴派之人姓沈,名文渊,原军统香港站副站长,戴之心腹。现住国际饭店706。此人疑与日有染,谨慎。风。十一月六日。”
沈文渊。陈临记住这个名字。戴笠的心腹,与日有染——是双面间谍,还是单纯的利益勾结?
他把纸条就着茶水吞下,然后慢慢喝茶,观察茶室里的客人。那桌日本商人谈的是棉纱生意,声音很大。穿和服的老人一直在看窗外,眼神空洞。
坐了二十分钟,他付钱离开。走侧门出公园,叫了辆黄包车,去外白渡桥。
雨小了,变成毛毛雨。外白渡桥横跨在苏州河上,钢铁结构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巨大的骨架。陈临在桥南下车,步行上桥。
走到桥中央,他停下,凭栏看着河水。苏州河浑浊,漂着垃圾,偶尔有船驶过。对岸是外滩,那些高楼在雨雾里像海市蜃楼。
第三根桥墩。他看过去。桥墩很粗,上面长满青苔,靠近水面的地方绑着防撞的木排。是个适合夜间碰头的地方——隐蔽,但视野开阔,容易观察四周。
他记下地形,转身准备离开。忽然,他看见桥对面走来一个人。
穿深灰色风衣,戴呢帽,帽檐压得很低。但走路的姿势,那种每一步都像用尺子量过的步伐,陈临认得。
是陈骁。
陈临的心跳加速。他没有躲,站在原地,看着陈骁朝他走来。
十米,五米,三米。
陈骁在他面前停下,抬起头。帽檐下,是那张和他一模一样的脸,但更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眼里有血丝。
“真巧。”陈骁说,声音沙哑。
“不巧。”陈临说,“你在等我。”
陈骁笑了笑,笑容很短,很苦。“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从桥那头走过来时,看了三次表。你在计算时间,计算我什么时候会来这里。”
陈骁不笑了。他看着陈临,眼神复杂。“你变敏锐了。”
“是环境逼的。”陈临说,“找我有事?”
“有。”陈骁从风衣口袋掏出一包烟,递给他一支。陈临接过,两人就着陈骁的火柴点燃。烟雾在雨雾里升起,很快散开。
“明晚的饭局,沈文渊也会来。”陈骁吸了口烟,看着河面,“戴老板派他来,一是监督我,二是考察你。他想知道,你到底是真药材商,还是共党。”
“你怎么说?”
“我说,你虽然在香港待了几年,但根在上海,想回来做生意。”陈骁说,“但沈文渊不信。他疑心很重,而且……他有别的目的。”
“什么目的?”
陈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想和日本人做一笔交易。一批药品,盘尼西林,从香港走私进来,经你的手,卖给日军医院。利润很大,但风险也大。他想拉你入伙,也是拉我入伙。成了,大家一起发财;败了,有人顶罪。”
“顶罪的人是我?”
“或者我。”陈骁说,“看谁先死。”
陈临看着他哥哥的侧脸。雨丝飘在脸上,很快化成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像泪。
“你为什么不拒绝?”
“我拒绝不了。”陈骁的声音很低,“沈文渊手里有我的把柄。我在武汉的事,他知道。他拿这个威胁我,如果不合作,就把证据交给戴老板。戴老板最恨叛徒,哪怕是我这样的‘功臣’,也会死得很惨。”
陈临想起那本日记。陈骁在武汉叛变的亲笔供词。原来沈文渊也有副本。
“所以,明晚的饭局,其实是一场考试。”陈临说,“考我是不是可靠,考你会不会保我,考我们兄弟能不能成为他们走私的掩护。”
“对。”陈骁转头看他,“你怕吗?”
“怕有用吗?”
“没用。”陈骁扔了烟蒂,用脚踩灭,“但你可以选择。明晚不去,连夜离开上海,去内地,去延安,去哪里都行。我帮你安排。”
“然后呢?你怎么办?”
“我?”陈骁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陈临从未见过的疲惫,“我习惯了。在悬崖边上走了七年,不差这一步。”
陈临没说话。他看着苏州河浑浊的河水,看着对岸模糊的灯火,看着这座他们出生、长大、如今却变得陌生的城市。
“我会去。”他说。
陈骁看着他,眼神里有惊讶,有担忧,还有一丝……释然?
“为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陈临说,声音很平静,“你想让我去,还是不想让我去。”
兄弟俩对视着。雨丝在两人之间飘落,像一道模糊的帘。
然后陈骁移开目光,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陈临。“这个,你拿着。明晚之前看。看完烧掉。”
“是什么?”
“沈文渊的资料。还有,戴老板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的一些记录。”陈骁说,“如果明晚出事,如果沈文渊要灭口,这些可以保你的命。但别轻易用,这是双刃剑。”
陈临接过信封,很薄,但很重。
“你为什么给我这个?”他问。
陈骁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因为我是你哥哥。无论我做了什么,无论我变成了什么样,这一点,不会变。”
他说完,转身就走,没回头。风衣下摆在风里飘,很快消失在桥的另一端。
陈临站在原地,握着那个信封,看着哥哥消失的方向。
雨又下大了。噼里啪啦,打在伞上,打在桥面,打在苏州河里,像无数细碎的叹息。
他站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桥灯亮起,在雨雾里晕开一圈圈昏黄的光。
然后他转身,走下桥,叫了辆黄包车。
“去哪,先生?”
“河南路,福熙里。”
车跑起来。陈临坐在车里,打开陈骁给的信封。里面是几张纸,和一张照片。
照片是偷拍的,有些模糊。上面是沈文渊和一个穿和服的日本男人坐在一家日料店里,碰杯。照片背面有字:“1941.10.25 虹口‘吉兆’。沈文渊与日本海军武官府参谋副长小林少佐。”
几张纸是打字机打的,是沈文渊与日本人接触的记录,时间、地点、人物、谈话内容摘要。其中一条,让陈临瞳孔收缩:
“1941.11.3 沈文渊向小林少佐提供重庆方面兵力部署图(部分),换取日军在走私药品事宜上的庇护。”
叛国。沈文渊在叛国。
而戴笠知道吗?如果知道,是默许,还是不知情?
陈临把东西收好,看着窗外掠过的夜色。街灯亮了,但很多窗户是黑的。这座城市正在慢慢死去,而有些人,在忙着从尸体上扒下最后一件衣服。
他想起陈骁的话:“因为我是你哥哥。无论我做了什么,无论我变成了什么样,这一点,不会变。”
真的不会变吗?
他不知道。
车在福熙里12号门口停下。陈临付了钱,上楼。走到门口,他听见里面有动静——很轻,是布料摩擦的声音。
他停下,手摸向腰间。然后敲了三下门,停两秒,又敲两下。
门开了。夜莺站在门后,手里拿着枪,看见是他,松了口气。
“回来了。”她说。
“嗯。”陈临走进去,关上门,“有人来过?”
“没有。但我听见楼梯有脚步声,停了很久,又走了。”夜莺说,“可能是邻居,也可能是踩点的。”
陈临走到窗边,掀起一角窗帘往下看。弄堂空无一人,只有一盏路灯在雨里发着昏黄的光。
“收拾东西,我们可能得换地方。”
“现在?”
“不,明早。”陈临说,“今晚先住这里。明晚我去见陈骁和沈文渊,你去办件事。”
“什么事?”
陈临转身,看着夜莺,一字一句:
“去国际饭店,706房间,把沈文渊和日本人接触的证据,拍下来。我要让他知道,我能让他死,也能让他活。”
夜莺眼睛一亮。“你有把握?”
“有。”陈临从怀里掏出那个信封,“陈骁给的。但我们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照片,或者文件原件。”
“明白。我明天去。”
陈临走到桌边,倒了两杯水,递给夜莺一杯。“喝完水,早点睡。明天会很忙。”
两人坐在桌边,默默喝水。雨打在窗上,噼啪作响。房间里很安静,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陈临。”夜莺忽然说。
“嗯?”
“我的真名,叫林晚。”她说,声音很轻,“傍晚的晚。我爹说,我出生时天刚擦黑,有晚霞,很美。所以叫我林晚。”
林晚。陈临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很美。
“谢谢你告诉我。”他说。
夜莺——林晚看着他,笑了。这是陈临第一次看见她这样笑,没有伪装,没有防备,只是单纯地笑,眼角的细纹舒展开,像晚霞。
“你也告诉我一个秘密吧。”她说。
“什么秘密?”
“你的真名。不是陈临,不是周明轩,是你心里,觉得自己该叫的名字。”
陈临沉默了。他想起宋玉如的话,想起那本日记,想起陈骁,想起秦风,想起那三个站在银杏树下的少年。
很久,他说:
“我没有真名。或者说,每一个名字都是真的,每一个名字也都是假的。我是陈临,是银狐,是影,是周明轩,也可以是任何人。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要去哪里。”
林晚看着他,眼神温柔。“那你要去哪里?”
“去该去的地方。”陈临说,“做该做的事。然后,等天亮。”
“等天亮。”林晚重复,然后举起水杯,“为天亮。”
陈临也举起杯子,和她轻轻一碰。
“为天亮。”
两人喝完水,收拾睡觉。陈临睡床,林晚睡在靠窗的贵妃榻上。灯关了,房间陷入黑暗,只有窗外的雨声,和远处隐约的电车声。
陈临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他在想明晚的饭局,想沈文渊,想陈骁,想那批盘尼西林,想戴笠的网,想秦风的纸条,想三岛的密约。
想这座正在死去的城市,和那些在死地求生的人。
想天亮。天什么时候亮?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在亮之前,他必须走完这段最黑的路。
哪怕路上有血,有背叛,有兄弟相残。
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
黑暗中,他听见林晚翻了个身,轻声说:
“陈临。”
“嗯?”
“如果天亮之后,我们还能看见彼此,我请你吃碗阳春面。不加浇头,只要汤清面滑的那种。”
陈临的嘴角,在黑暗里,微微弯了弯。
“好。我请你。加个荷包蛋。”
然后两人都不说话了。只有雨声,和渐渐平稳的呼吸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