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早晨，陆则明醒来的时候，那本笔记本还在抽屉里。

　　他昨晚没有再看它，纸条被他叠好放在外套内袋，和铜板放在一起，他躺下之后翻了几次身才睡着，现在天亮了他坐起来，第一件事是拉开抽屉，把笔记本拿出来，放在桌上。

　　他把它推开，放在面前，窗外的光从窄窗照进来，刚好铺满打开的两页纸，沈望的字一行一行排列着，笔画硬，间距均匀，像是写的时候每一笔都用了同样的力，他昨天只是翻了一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但没有细看，现在他准备仔细地把它过一遍。

　　他用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做这件事，他没有跳页，从第一页开始，每一页都看完，把内容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是地名和门牌号，大约有七八个地址，分布在租界的不同区域，虹口有两个，法租界有三个，公共租界有两个，还有一处没有写路名，只写了一个区域名称，有些地址后面画了圈，有些画了叉，还有一个旁边用铅笔写着“安全屋”三个字，字迹比正文淡了一些，像是后来补上去的，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把心里那些地址对应的区域过了一遍，有几个他认识，有几个陌生，但全部都没有门牌号。

　　第二类是代号，“老梁”“张先生”“阿四”“陈”，还有一个写的是“许叔”，每个代号下面有一些零散的备注，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地点，有的是“可靠”“待确认”“上次迟到十分钟”之类的话，每一个代号都没有对应的真实姓名，没有职务说明，没有联系方式，陆则明把那几个代号记了一遍，在心里默念了两回，沈望在这些代速与来标记他接触过的人，用最简短的词记录他对每个人的判断，这是一个交通员的工作方式，不记名字，不记职务，只记特征和判断，即使本子被人拿到了，对方也只能看到一堆看不出含义的词。

　　第三类是时间记录，数量不多，大约四五条，格式像是随手记的备忘，“12月17日，见老梁，他说有人递了信。”“12月20日，巷口出现陌生人，站了半小时，没进来。”“12月21日，报社附近看到有人徘徊，灰衣。”陆则明读到“灰衣”的时候，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沈望也注意到了那个人，他在12月21日那天，正是他到报社来找陆则明、两人在咖啡馆见过面的那天，已经看到了灰西装男人在报社附近出现，沈望在离开之前已经知道自己被盯上了。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把这三类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七八个地址，五六个代号，几条时间记录再加上上一页那条“12月21日，报社附近看到有人徘徊”，这些碎片没有任何一条可以单独成事，但拼在一起，能勾勒出沈望作为外围交通员所覆盖的范围和人脉。一个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完整的联络网，沈望只是一个被纳入系统的人，他能接触到的只是一部分，他记录下来的也只是一部分。

　　陆则明在想自己能不能从这些碎片里看出更多东西，他前世的学术训练告诉他，孤岛时期的地下联络模式有几种固定的结构，通常有核心联络人、中转站、外围交通员三层构成，交通员只认识自己的上线和少数平行的联络点，核心结构不向他透露，沈望记录下来的这些代号和地址，大概率只是他个人接触范围的碎片。

　　他翻到最后一页，前面几页的内容他已经在脑子里归好类了，最后一页是他之前看过的，上面只有一条信息“陈，XX路XX号，旧书店。”

　　他看了三遍，这一页是整本笔记本里唯一同时写了姓氏和具体地址的地方，沈望把所有碎片信息分散在笔记本的前半部分，用最简略的方式记录然后在最后一页集中留了一条完整的信息，一个姓氏，一个地址，一个场所类型，意思是如果他出了事，这本笔记本要交给这个人。

　　陆则明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桌面上，他在心里把那个地址默念了一遍，XX路，不在法租界核心区域，也不在公共租界，在两者交界偏南的方向，沈望写的“旧书店”，没有店名，没有描述，只有这三个字。他需要去一趟，他需要胡认那个地址上确实有一家旧书店，确认店里的人是不是沈望说的那个“陈”，确认这本笔记本能不能交到对方手上，但他不能直接去，如果那个地址和沈望说的那个“陈”，确认这本笔记本能不能交到对方手上，但他不能直接去，如果那个地址和沈望的交通网有关，沈望被盯上之后，那个地址也可能已经被注意到。周世安在沈望巷口守过，在报社附近徘徊过，他可能已经在排查沈望接触过的人和地点，如果他贸然走进去，问一句“请问陈先生在不在”，他们就会知道有人顺着沈望这条线找到了这里。

　　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让他出现在那条街上、走进那家店、待上一会儿、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的理由，他想了大约十分钟，然后站起来，穿上外套，把笔记本收进抽屉，事实丰钢笔和几张空稿纸下了楼。

　　他去了老周的办公室，老周正在看一篇稿子，红笔夹在指缝里。

　　“我后天想去采访一下旧书店，”陆则明说，“做一篇关于租界内旧书业经营状况的报道。”

　　老周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去哪条街？”

　　陆则明说了那个地址，老周听完之后看了他一会儿，红笔在指间转了一圈，“那条街上的旧书店不多，”他说，“做这个选题也行，”他低下头继续看稿子，像是同意了这件事，陆则明出了办公室，回到自己桌前，他在稿纸上写了几个开头又划掉，最后在纸页的上方写了一行标题，“租界旧书业生存现状调查”。

　　12月30日和31日，他在报社里度过，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写了两篇社会新闻，一篇关于米价上涨后的后续报道，一篇关于某条弄堂的水管爆裂，他没有再去碰那本笔记本。

　　1940年1月2日，他带着那篇稿子的采访提纲出了门，他穿的是普通外套，没有戴帽子，没有刻意走偏僻的路线，从福州路出发走到XX路大约需要四十分钟，他跟平常一样，路过报摊的时候停了一下买了份报纸，然后继续瞳，他的步子一路走到XX路没有犹豫，他在这条街走了一段，经过几家店铺，一家裁缝铺、一家杂货店、一家蜡烛的，然后看到了那家旧书店。

　　门面很窄，夹在两家铺子之间，门框被岁月熏得发暗，两扇对开的木门半掩着，其中一扇微微向外斜了一点，门轴似乎已经用了太久，橱窗的玻璃有些脏了，但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几排书脊，排列得不算齐，有些书是平放着的，横着叠在竖排的书上面，橱窗下面摆着几本线装书，封面的颜色和书脊的标签纸一样老旧，积了一层薄灰。

　　他推门进去，门轴转动的声响不大，木头之间的摩擦声闷闷的，店里的光线比外面暗，靠墙的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架子上堆满了书，每一格都是满的，中间有一张桌案，上面也摊着几本翻开的书，柜台在靠里的位置，木头台面被磨得发亮，上面放着一盏不视的台灯和一摞叠放整齐的旧书。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五十多岁，瘦，下巴削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夹袄，袖口磨得发白，正在低头修补一本书，他手里拿着一卷细线和一根针，沿着书脊的断裂处缝合，针脚密而细，陆则明进去的时候他没有抬头。

　　陆则明在书架前站了一会儿，从书脊上扫过去，最后抽了一本《古文观止》，书不厚，封面有些旧但内页还算完整，他拿着书走到柜台前，把那本书放在台面上，修书的人把针线放下，抬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的时间比普通的“抬头看顾客”要长半拍，陆则明不知道那半拍意味着什么，也许对方只是习惯了看每个进门的人，也许他在辨认这张脸是不是他认识的某个人，他看到对方的眼睛在自己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落在柜台上的那本书上。

　　“这本书多少钱？”陆则明问，修书的人把书拿起来翻了翻，合上，“三角，”他说。

　　陆则明从口袋里掏出三枚铜板放在桌面上，那人在铜板旁边又看了一眼陆则明，没有多问，把书推到他面前，动作安静无声，带着一种不赶时间的从容。

　　陆则明拿起书，转身往门口走，他推门走出去的时候，门轴响了一声，和进来时一样，他走到街上继续往前走，走了大约五十步才停下来，把那本《古文观止》换到左边手里捏着，他没有回头看那家旧书店，但他从街边商铺的窗户玻璃上看到了一眼，橱窗玻璃反光里的画面一闪而过，但他感觉到一道安静的视线仍然停在他的后背上。

　　他继续往前走，步子没有变化，那个看书的人，五十多岁，清瘦，戴一副圆框眼镜，修补旧书的针线手法十分熟练。陆则明把这些问题排在脑子里，没有急着去回答，他走到街角拐了一个弯，然后放慢步子，把那本书夹在胳膊底下。

　　现在他手里多了一本书，怀里揣着一个笔记本，身上还带着一张写着“信陈的人，你已经在做了”的纸条，那人和他之间隔着一段没有说出来的距离，但他知道那家旧书店的门虚掩着，像沈望那本笔记本里写的一样，他去过了，门是开的，门后面有人知道他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