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陆则明醒得比前两天都早。

　　天还没全亮，窗户玻璃上凝着一层水汽，外面的灰瓦屋屋顶还看不清楚，只有模糊一团深色的轮廓。他躺了一会儿，没有坐起来，他在心里跟自己说话，把那些话翻来覆去地念。

　　不能去，历史不能改，他前世教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有一节课专门讲历史研究的边界，研究者可以解释，可以评判，但不能改变研究对象。你坐在书斋里看史料，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个人死了，你没有权利去救他，因为你不确定救了他之后，原本被保护的人会不会因此而死。蝴蝶将就不是一个比喻，是逻辑，一个交通员的死也许让一条线断了，但也可能让另一条线活下来，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一百多个字的脚注和脚注之外，一个十九岁的人，现在坐在上海某条巷子里，写了关于取暖问题的建议信，他不能因为一个脚注就赌上一切。

　　他坐起来穿衣服，动作比平时慢，手指在系扣子的时候顿了一下，扣眼对偏了一次才穿过去。下楼的时候楼梯响得和往常一样，每一步都在吱呀，他经过灶间门口时，房东太太正在切菜，发碰砧板的声音很均匀，他站在门口听了一会才走出去。他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也许是那个声音让他觉得日子还在往前走，一切还昨天一样。

　　路上雾气重，金神父路的石板地是湿的，鞋底踩上去没有声音，他走过报摊时看见《申报》头版换了标题，变成了“租界工部局声明”，具体内容他没看。他路过提篮桥方向的路牌时脚步慢了半拍，那个路牌竖在岔路口，铁皮做的，边角生了一点锈，他站了一下，时间很短，然后继续往前走，但走过去之后，他一直在想那个路牌，铁皮边角那点锈，他记得很清楚。

　　报社里一切如常，方若兰在打字，老周在改稿，角落里的老刘面前摊着一摞校样，红笔夹在指缝里。陆则明走到自己桌前坐下，把钢笔灌满墨水，翻开合订本，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写完了才发现那行字错了一个偏旁，他把“法”字的“氵”写成了“扌”，他划掉重写，接下来三行里又写错了一个字，把“租”的“禾”旁写成了“礻”。他把那页稿纸揉掉，重新拿了一张，新的一张纸上他什么都没有写，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一会儿，然后放下了，悬着的那几秒钟里，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比平时快。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端着碗坐在窗边，窗户玻璃上还留着上午的雾气痕迹，他吃着饭，脑子里同时跑着两条线，一条说不能去，另一条说你现在坐在这里吃饭，而那个人不知道自己两个月后会被捕，会死。两条线都说得通，两条线都不让他安心，他吃完饭后，把碗放回桌上，方若兰从他旁边经过，看了一眼他碗底剩下的饭粒。

　　那天晚上他回去得很晚，报社的人都走了之后，他还坐了一会儿，翻完了合订本里最后几页，天黑透了才收拾东西下楼。

　　路灯已经亮了，他走到金神父路口时又看见了那个路牌，白天锈迹斑斑的样子变成了夜里一个暗色的剪影，他没有停步，直接拐进了弄堂。

　　阁楼的灯亮着，是他早上走的时候忘了关，那封信还竖在抽屉里，他没有碰他。

　　12月8日，他又路过了那块路牌，这一次他没有放慢脚步，步子甚至比平时快了一点，他在走去之后发现自己又在想沈望。

　　上午写一篇关于弄堂纠纷的稿子，写了三段，每一段结尾都多了一个标点，第三段末尾他写了两个句号，他看着那两个句号叠在一起，想不起来第二个是什么时候点上去的。他拿笔划掉一个，又在旁边补了一个逗号，补完之后，整句话的标点变成了句号、逗号、句号的排列，他看了很久，然后把那页纸揉掉了。

　　12月9日夜里，他睡不着，翻来覆去几次后坐了起来，窗外的月光透过没关严的窗帘照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窄窄的白线，他坐在床沿上看着那道线，脑子里只有沈望两个字，他下了床，坐到书桌前，把那本日记从抽屉里抽了出来，他之前没有看多少，现在坐在灯下从头到必又读了一遍。

　　日记的记录很零碎，有一天写的是“楼下的猫叫了一夜”，有一天写“今天下雨，稿子没写完就回来了”，翻到后面有一页，写的是一天傍晚的事，“今天走了一条从没走过的路，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走回了金神父路，我在路口站了一会儿，觉得这条路和昨天看到的不太一样。”陆则明看着这行字，手指按在纸面上，原主在说他不认识路，但这句话底下压着的可能不止是路，他在想这句话的时候，翻到下一页，发现页码不对，前面是第十九页，翻过去是第二十一页，第二十页不见了。

　　他把笔记本举起来对着窗外的月光，夹缝里没有残留的纸根，撕得很干净，用刀片裁过，不是用手撕的，他拿着本子坐了一会儿，想不出谁撕的，为什么撕，撕掉的那一页写了什么，他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里，和那封信并排放着。

　　12月10日中午，方若兰吃饭回来的时候，随口说了一件事，她坐在陆则明斜对面，手里端着碗，说：“听说提篮桥那边有个年轻人被抓了，”她夹了一筷子菜，“好像是个学生，写了什么传单。”

　　陆则想的筷子停了，他感觉自己的后背从颈椎到腰那一段的肌肉全部绷紧了一次，紧到肩膀不自觉地往上抬了一下。方若立没有看他，低头吃着碗里的饭，继续说：“后来放了，但听说被盯上了，有人跟着他。”她停了一下，“现在写东西太容易惹麻烦，你最近写稿子也小心点。”

　　陆则明把筷子重新放时空碗了，夹了一口饭，那口饭他嚼了很久，咽下去的时候费了一点力，“那个年轻人，”他问，“被抓了多久？”

　　“不太清楚，一两天吧。”方若兰放下碗站起来，拿了外套，“听人说的，不一定准。”

　　她站起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看是，是他搁在桌面上的那只手，陆则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放松，没有攥拳，也没有抖，他不知道方若兰在看什么，她什么也没说，穿上外套走了。

　　她走后，陆则明坐在原地没动，他把方若兰的话，重新过了一遍，“后来放了，但听说被盯上了。”方若兰说的是“听说””，没有确认，但即使只是听说，也意味着有人在注意提篮桥的方向，而那个方向，住着一个叫沈望的十九岁的人，他还没有做任何事，他没有去，没有送信，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时间正在往前走，两周过去了，沈望被注意到了，被放了，被盯上了。

　　下午两点，他去老周办公室请了半天假，老周正在改稿子，抬头看了他一眼，“不舒服？”

　　“有点头疼，想早点回去，”他低声说道。

　　老周看了他两秒，没有说话，红笔在老周手指间转了一圈，然后老周说，“那回去吧，明天要是还不行，再休息一天。”

　　陆则明点了点头，走出办公室，下楼，他没有回金神父路，在福州路口站了一会儿，往电车方向走了，电车从北面来，他要去的方向是提篮桥 。这是他第一次坐电车去那个方向，车上人不多，他站在靠门的位置，手握着吊环，车晃了一下，他的肩膀撞到旁边一个人的手肘，他说了句“对不起”，对方没有回答。

　　电车窗外的街景在变化，从福州路的店铺，到北四川路的楼房，再到更窄一些的街道，他不确定哪一站下，但他记得那封信背面的地址，电车到站的时候，他下了车，脚踩在地面时，往后半步才站稳。

　　他找到那条巷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巷口有一根电线杆，木头表面刷了一层黑漆，漆皮裂了，露出里面灰白的木茬，他站在了电线杆后面。

　　巷子比金神父路那条窄得多，两边是旧式里弄房子的山墙，灰砖墙面，墙上开了几扇小窗。他数了一下门牌号，往巷子深处走了几步，然后站住了。

　　院子里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穿一件灰布棉袍，袖子卷到小臂中间，正在搬煤球，煤球堆在院子角落，用一个竹筐装着，他弯腰从筐里搬出煤球，码到墙根底下，每一个动作都不快，但是很稳，搬四五个就要直起来歇一口气。

　　年轻人额前的头发被汗浸湿了，巾在额角上，脸上被煤灰蹭了几道，深一道浅一道的，他一边般一边和旁边一个人说话，那人大概是他房东，一个胖胖的妇女，站在灶间门口，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说得很急，但大部分是笑声。年轻人也在笑，他把一块煤球放到墙根底下，拍了拍手上的灰，侧着头听房东太太说话，然后点了点头，他的笑看起来是真的，额角那一片软软的头发，被汗和煤灰混在一起，贴着头发。

　　陆则明站在电线杆后面，从这个角度能看到年轻人的侧脸，他的下巴轮廓还带着一点少年人的圆润，如果他死了，如果两个月后他真的走进76号，受刑三天，没有开口，他死的时候还是十九岁，那两个月的差距，就是陆则明站在电线杆后面能看到的全部。

　　他站了很久，久到天色从灰白变成了错黄，巷子里的光线一层一层的收窄，久到那个年轻人搬完了煤球，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洗了手，水龙头的水溅到水泥地上，声音在巷子里回荡了一下，灶间的灯亮了，房东太太端着一碗东西走出来递给他，陆则明知道，自己该走了。

　　他转身往巷口走，步子很轻，怕自己的脚步声被听见，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年轻人已经不在院子里了，灶间的门关上了，门缝里透出一条橘黄色的光。

　　陆则明走回电车站，这一段路他走得很慢，比来的时候慢很多，外套口袋里的铜板硌着指腹，他一路都在捏着它，到了车站，电车还没来，他站在那里等，街面的路灯亮了，光斜着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长了一截，他看见自己脚边的影子是变的，他站的时候重心偏左。这具身体原来的站姿就是这样，他现在也这样站着，电车来的时候他上了车，依旧站着，握着吊环，车晃了一下，他这次没有撞到任何人。

　　回到金神父路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进了弄堂，上了楼梯，推开阁楼的门，他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没有开灯，窗户没有关，风灌进来，将桌上的一第稿纸吹到了地上，他弯腰捡起来，放回桌面，用一个墨水瓶压住，在椅子上坐下来，腿有点酸，他走了很多路，站了很久，他把脚踝交叠起来，手搁在膝盖上，那封信还在抽屉里，他知道它在那里。

　　陆则明就那样在黑暗里坐着，他听见楼下灶间的说话声，隔着楼板传来，模糊、断断续续的，过了一会儿，那声音也停了，整栋楼安静下来，他手搁在膝盖上，窗外对面屋顶上的那三棵野草在风里抖着，蚊子在暮色里看不真切，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关严了，窗框合拢的时候咔了一声，他转身面向抽屉，没有走过去打开它，他站了一会儿，垂在身侧的手攥了一下拳头，然后松开，他决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