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有一块霉斑，形状就像一张摊开的地图。

　　陆则明盯着它看了很久，那块老斑从墙皮裂缝里渗出来，边缘发黑，中间泛着一点脏兮兮的黄绿，地图的轮廓他认不出是哪个省份，也许是贵州，也许是湘西，他教过的中国近代史课程里，有一章讲西南联大西迁，路线图大概就是这个形状。教员和学生从长沙出发，经贵阳、昆明，一路走到云南边境，那条线弯弯曲曲的，和这块霉斑的边缘有几分相似。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想这个。

　　窗外有人用上海话吵架，语速快，音调高，就像两只铁皮桶在互相敲。他听了好一会儿，才分辩出来，是楼下灶间的夫妻，在争什么东西，大概是菜钱，女人反复的说“你讲的你讲的你讲的”，像卡住了的留声机。然后，灶间传来油锅的刺啦声，紧接着是咸菜的气味，沿着木楼梯的缝隙往阁楼上爬，味道糊在空气里，这种气味他以前没有闻过，前世也没有。

　　前世他住在北京的高层小区里，楼下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和一家卖手冲咖啡的店，咖啡豆的酸味和热牛奶的气味混在一起，从门缝底下钻进来，不是咸菜，咸菜是这具身体熟识的味道，不是他的。

　　他的手放在一条粗布棉被上，棉被的填充物不均匀，按下去，能摸到一团一团的棉花疙瘩，硬的，软的，半软不硬的，歪歪扭扭的。被角磨得很旧，边上还有一道缝补过的痕迹，针脚粗大，怎么看都不像是女人缝的，线头还露在外面一截，已经起了毛球。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坐在这里想了这么久，但没有动过。

　　外面的吵架声停了，收音机响了，是评弹，唱的是《玉蜻蜓》，他认得那个调子，这具身体的耳朵认得它，而他在接收了这具身体后，也一起认得了。这件事情，让他稍微踏实了一点，记忆是连着的，虽然脸换了，但耳朵还记得苏州。

　　他翻过自己的手来看，右手食指指甲缝里，有一道墨水痕，淡蓝色的，嵌得很深，像是写字的人，写着写着就睡着了，笔尖戳在指头上。指节上没有常年翻书磨出的薄茧，手心有一层薄薄的硬皮，是提东西，拎箱子，按自行车铃蹭出来的，不是翻书翻出来的。他试着握了一下拳头，指节咔咔响了两声，关节松散，就像是，用了很久缺油的锁。

　　床头有一面小镜子，巴掌大小，镶在一个裂了漆的木框里，他拿起来看。

　　镜子里的那张脸，他不认识，太年轻了，二十二或者二十三岁，脸瘦，颧骨略高些，戴一副圆框眼镜，镜片上还有细微的划痕，正中间一道最深的，横过左眼瞳孔的位置，头发有点长了，额前垂下来一缕，看起来，像是有几天没理。这张脸嘴角的弧度和他习惯的不一样，他自己原来的嘴角是微微向下撇的，做学问的人，大多有这个习惯，常年对着史料和档案，读多了悲欢离合，嘴角就会慢慢沉下去了。而镜子里的这张嘴是平的，甚至有一点点的上翘，像是随时准备笑，或者本来就容易笑，他不知道。

　　他放下镜子，心跳比预想中的慢，慢到他自己都觉得不正常，一个正常人发现自己的脸变成了别人的脸，应该是呼吸急促，冷汗直流，尖叫或者是晕过去。但他没有，他只是坐在床沿上，听着楼下的评弹和弄堂里谁家收音机里传来的新闻播报。

　　评弹歇了，一个男声开始读新闻：“本月起，租界工部局将加强晚间治安巡逻，提醒市民夜间出行，注意安全··· ···”

　　晚间，现在是晚间了。

　　他站起来，赤脚踩在地板上，地板凉，缝隙里积着灰，脚趾碰到一只翻倒的暖水瓶，瓶塞滚到了床底下。他弯腰去捡，头顶撞到了阁楼的斜面屋顶，疼得他嘶了一声，头皮发麻，眼前黑了那么一瞬，那种疼很真实，真实的疼痛，真的撞到木头的那种触感，真实的头皮发凉，他蹲在那儿，捂着头，等着眼前的黑退下去。

　　然后他直起腰，重新看这间屋子，很小，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木柜，书桌上摊着几页稿纸，一支钢笔搁在墨水瓶上，瓶盖没有拧紧，墨水在桌面洇出一个指甲盖大的蓝黑色圆点。稿纸上写了一半的字，字迹和镜子里那张脸一样，年轻，一点潦草，笔画有一点飘。他低头读了几行字：

　　“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带今晨发生火灾，据邻居称系某住房灶间失火所致，所幸无人伤亡，记者赶现场时，火已扑灭，消防队正在清理余烬。”

　　稿子没写完，最后一个“烬”字只写了一半，右边那个“尽”的最后两笔越来越轻，像写字的人慢慢松了手，笔尖滑出去，拖出一条细细的尾巴。他注意到那几行字的墨色不太一样，前面的浓，后面的淡，像是写到一半有人往墨水瓶里加了水，或者，更像是写到一半，写字的人停了很久才重新动笔。

　　陆则明把稿纸放下，他发现自己放下的时候动作很轻，像怕碰碎什么。

　　他开始翻东西，没有目的，但手没停，抽屉，柜子，床单底下，枕头底下，几封苏州来的信，寄信人姓周。三件旧外套，两条裤子，一双布鞋，鞋底磨偏了，左脚比右脚厉害，这人走路时重心偏左，枕头底下有一本笔记本，黑布封面，边角 磨得发白，就像被人翻过很多遍。

　　他翻开，第一页，日期是1939年9月15日，晴，“今天到了上海，住在周叔安排的房子里，金神父路，弄堂最里面，上楼梯的时候木板响得厉害，像下面有人跟着走。”

　　第二页，9月18日，雨，“去报社报到，让我12月再去，可以先试试，不着急，报社在福州路，楼下的店卖油条，味道从窗户里灌进来，我试写稿子的时候肚子叫了三回，隔壁的人笑了。”

　　第三页，只有一行字，“周主任说，小陆你的字要练，笔画太软了，我练了半夜，手酸。”

　　第四页，被撕掉了，只剩一条窄窄的纸根，贴着书脊的胶线，边缘有毛刺，撕得不算整齐 ，像是有人犹豫了一下，撕到一半又后悔了，或者撕的时候手在抖。

　　他翻到下一页，第五页的字迹和前面不一样，笔压重了，笔画慢，每一笔都像是用力按着写的，像换了一个人坐在桌前。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打开床板下的铁盒。”

　　只有这一句，后面全是空白。

　　他合上笔记本，蹲下来，掀起床板，铁皮盒子马掌大，锈迹斑斑，用一根褪了色的红绳捆了两道，绳头是烧过的，捻在一起，硬邦邦的。

　　他把铁皮盒子拿出来，放在桌面上，红绳打的是死结，他没有碰。

　　窗外的光线暗了下去，评弹又换了，这回唱的是《白蛇传》，断桥那折，白娘子在唱“你妻不是凡间女”，调子拖得长长的，在弄堂的墙壁之间撞来撞去。他听了一段，忽然想起一件事，前世他读过一个材料，1939年冬天上海法租界的收音机里，评弹和新闻交替播报，评弹唱完了一整折《白蛇传》，中间会插播一条关于米价上涨的消息，然后再接着唱。他当时在论文里写过这个细节，作为“沦陷区日常生活的声音景观”，现在，他坐在这个声音里了。

　　他把铁盒放回桌面中央，他看到绳结底下压着一个小纸角，像是铁盒关上之前夹进去的，他没有抽出来，今天不做这件事。

　　傍晚了，对面的屋顶灰瓦上凝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在暮色里泛着一点光，三棵野草从瓦缝里长出来，在冬天的风里抖，影子像三根手指。

　　他重新拿起那本笔记本，翻到被撕掉的那一页和第五页之间。他之前没注意到，在夹缝的位置，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比米粒还小，像是刻意藏在缝隙里。

　　“你终于来了，别怕，有人会联系你。”

　　他看了三遍，这行字的笔迹和日记里所有页面的都不同，和第五页的也不一样，更稳，更用力，每个字都压得很实，像是写的人知道这行字不会被别人看到，只会被“来的人“看到”，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行字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这具身体的原主写的，还是另一个人？如果是另一个人，那他怎么知道自己会“来”？

　　楼下的收音机又响了，换了个男声，唱的是《珍珠塔》，调子比《白蛇传》轻快一些，但词还是老故事，落难，投亲，受人白眼，最后时来运转，这具身体的耳朵也跟着哼了两句，是他的脑子没来得及控制的事，看来原主是经常听这出戏，身体记住了调子，连带着喉咙也记住了。

　　他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后背一直绷着，从醒来到现在，他没有一次完全放松过，脊梁骨是直的，肩胛骨向内收，像是在防御什么，他试着往 后靠了一下，椅背硌着肩胛骨，疼，他只好又坐直了。

　　桌上那半篇火灾报道还摊着，钢笔搁在墨水瓶旁边，笔尖已经干了，他拿起来，对着窗外最后一点天光看了看，笔尖上凝固了一层薄薄的墨壳。他把笔尖在舌头底下含了一下，这是他前世的习惯，他总用唾沫润笔尖，后来买了中性笔才改掉，现在这具身体的舌头尝到了墨水的苦味，他的脑子也一起尝到了。

　　外面的巷子里有人喊着孩子回去吃饭，声音从弄堂口传进来，飘到阁楼窗口的时候，已经碎成了几片，只剩下尾章一个“来......”。然后门响了一声，孩子跑进院子里，脚步咚咚咚地踩过水泥地，然后是水声，大概是洗手，再然后，天井安静了。

　　他重新拿起笔记本，翻到第三页，那句“我练了半夜，手酸”下面，他看到一行几乎看不见的铅笔痕，是笔尖用力压在没有垫纸的下一页上留下的凹痕。他把纸页对着窗外的光侧过来看，那行凹痕读出来是几个字，“我不想死”。

　　后面再也没有了。

　　他放下本子，手指尖有点凉，他把手放进外套口袋里，口袋里有一枚硬硬的圆形东西，摸出来，是一枚铜板，民国二十五年制的，中间没有孔，边缘磨得发亮，他捏着那枚铜板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又放了回去。

　　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对面屋顶的瓦片和野草都看不见了，只剩下轮廓被远处路灯的光描出一条模糊的边，路灯在弄堂口，光隔着墙照过来，到阁楼窗口的时候已经不剩什么了，只有一点点橘黄色的暖意，落在窗台上薄薄的一层。

　　他站起来，把铁盒从桌面拿起来，重新放回床板下的夹层，盖好木板，铺平棉被 ，他放得很轻，没有让铁盒碰出声音。

　　然后他坐在床沿上，两条腿伸出去，脚踝交叉着，这个姿势让他觉得这具身体放松了一些，原主也经常这么坐。

　　楼下的收音机又报了一次时间，不知道几点，但他听出播报员换了人，声音更年轻一些，新闻里说：“日军昨日起在虹口增设检查站，市民经过需出示证件。”

　　他听到“虹口”两个字的时候，指节收紧了。

　　他知道虹口，他知道接下来两年里，虹口会发生什么，他自然也知道那些检查站会在哪一天变成铁丝网，知道哪条街上的裁缝铺会在哪一夜起火，知道最后一天，1941年12月8日的早晨，日本兵会从外滩列队进入租界。

　　他低头又看了一下手，那道墨水痕还在，他试了两次，没有抠掉。

　　楼下的收音机又换了台，传来一阵刺啦啦的电波声，然后是一段陌生的音乐，小提琴，拉得不太好，有一两个音是飘的，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操着带口音的国语说：“这里是自由上海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晚间音乐。”过了一会儿，音乐又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广告，卖的，是某牌子的润喉糖。

　　陆则明站起来，走到窗边，阁楼的窗户很小，他用手指摸了摸窗框上的漆，剥落得厉害，露出来的木头被雨淋成了深灰色，他摸到木头表面有一道弯弯的月牙形，他把拇指按上去，刚好贴合，原主也站在这里，扶着同一块木头。

　　楼下灶间的灯亮了，光从窗缝里漏出来，照在天井的石板地上，一个人影从灶间门口晃过，大概是那个吵架的发主人，手里端着一只碗，然后，灯又暗了。

　　陆则明转回身，看着书桌上的半篇稿子，钢笔，桌上的墨水点已经干了，变成了一小块深蓝色的硬痂，他伸手摸了一下，指腹上沾了一点粉末，他把粉末拍掉，在椅子上坐下来。

　　椅子腿晃了一下，他调整了重心，让它稳住。

　　他慢慢翻到日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有一行字，那行字写得很赶，笔迹歪斜，像是在匆忙之中写的，“如果还有人找我，告诉那个人，我不在了。”

　　没有日期，没有署名。

　　陆则名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和其他信放在一起，他什么都没有干，只是坐在那儿，听着楼下的收音机换了一段新的评弹，听见对面弄堂有人关窗户。

　　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他知道一件事，他现在坐着的这张椅子，这具身体，这间阁楼，还有那本日记里撕掉的那一页，它们都是等他来的，他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