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见仁旺，是判决之后的第三天。

小亮帮我问了流程，见面时间不长，隔着玻璃，仁旺坐在里面，穿着统一的衣服，头发剃短了，整个人瘦了一圈，可他看见我时，还是笑了一下。

那笑和以前很像，灵棚里倒茶的仁旺，德兴茶楼里递烟的仁旺，医院里给钱的仁旺。他好像总能在最不合适的时候，摆出一副熟人的样子，我拿起电话，他也拿起。

“你来干什么？”他问。

我说：“看看你。”

仁旺笑了：“看我笑话？”

“算是。”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笑意慢慢没了：“你跟你爸爸真他妈不一样。”

我没有说话，他往前靠了一点，声音压低，还想把那股熟人间的阴毒递到我耳边：“你爸为了五万块，就闭嘴二十年。”

玻璃里面，他的眼睛又亮了一下：“你呢？把自己工作弄丢，把你爸妈折腾成那样，就为了一个死人。”

我静静地看着他，很奇怪，这句话如果早几天说，我可能会发抖，会愤怒，会想冲进去揪住他，可现在我只是看着他，觉得他很老，老得像临江那些发霉的楼道，里面藏了很多烂东西，却还以为别人闻不到。

我说：“不，我和我爸爸一样。”

仁旺愣了一下。

“只不过他当时有我母亲和我。”我说，“不过现在好了，他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我停了一下：“可你和我们真是不一样。”

仁旺看着我，他的脸一下沉了。

我把电话放下，玻璃里面，他好像还在说什么，可我已经听不见了。

走出那栋楼的时候，外面太阳很大。

我站在门口，觉得临江这个夏天长得离谱，像永远不会过去，可风吹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秋天的凉意，父亲恢复得比医生预想的快，这几日拄着拐杖总算能出门了。

陈国良下葬那天，天气很好。

墓地在临江北边的山坡上，从那里能看见远处的江，也能隐约看见旧厂区的烟囱。

陈小鸥推着叶静文来的，叶静文坐在轮椅上，头发白了很多，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她今天很安静，膝盖上盖着一条薄毯，看见我和父亲，她抬起头，静静地点了点头。

陈小鸥穿了一件黑色外套，头发扎在脑后，她看起来还是很瘦，但眼神不再像前段时间那样悬着，她走到我面前，说：“萧途，谢谢你。”

我摆了摆头：“别谢我。”

这句话是真心的，我们不是谁救了谁，我们只是被陈国良留下的东西，一点点拖到了这里。

墓碑上的照片，是我托昊子联系陈国良当年在俄罗斯进修学校的校友会，又辗转找了很久才拿到的。

照片里的陈国良很年轻，穿着深色外套，站在一排白桦树前，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笑得很灿烂，那不是录像带里模糊的倒影，也不是传言里携款私奔的男人。

他终于有了一张清楚的脸。

一个名字。

一个该被记住的样子。

墓碑前放着那顶塑料皇冠，它已经被认真清理过，断掉的一角补不上，颜色也回不来了，可阳光照上去的时候，边缘还是有一点亮，也许以前它真的会发光，按一下，小灯就一闪一闪，戴在十岁小女孩头上，是一个郑重的生日礼物。

陈小鸥蹲下去，把皇冠摆正，叶静文看着那顶皇冠，嘴唇抖了很久，最后轻轻说：“他买了啊。”

陈小鸥握住她的手：“嗯。”

“他买了。”

风从山坡上吹过来，吹动墓碑前的白菊。父亲走到墓碑前，伸出手，他的手指颤抖着慢慢摸过照片上的陈国良，看了很久：“他救了我们。”

陈小鸥低下头，叶静文闭上眼，眼泪从脸上滑下来。

我站在父亲身后，看着墓碑上那个年轻的男人，说：“你和他一起。”

父亲的身体僵了一下，他慢慢转过头，看着我，父亲没有说话，他只是抬起手，捂住了眼睛。

回去的路上，陈小鸥推着叶静文慢慢往山下走，高鹏和小亮站在不远处抽烟，谁都没有说话，老吴也来了，他站在墓地最边上，手里攥着一顶旧帽子，终于不用再守着锅炉房了。

赵建国没有靠近，只在很远的地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高鹏看见他了，想喊，最后还是没有。

山路边有一棵很老的樟树，树影落在水泥路上，一块一块的，父亲让我停一下，他抬头看着树叶，风吹过来，叶子哗啦啦响，父亲说：“臭小子。”

我愣了一下，他已经很久没这么叫过我了，那一瞬间，我好像又看见录像带里的父亲：年轻，瘦，袖子卷到手肘，站在人群后面笑，眼睛里有光。

我低头看他，见他从衣服口袋里摸了很久，摸出一个用旧手帕包着的东西，然后往我手里一丢，东西很轻，却硌得掌心发疼，我打开手帕，里面是半把钥匙，锈得厉害，齿已经磨平，断口发黑，是洪忠叔死前攥着的那半把钥匙。

我抬头看父亲。

他没有解释，只看着远处的临江。

山下传来汽车声，临江还是那个临江，潮湿，陈旧，拥挤，到处都是熟人和闲话。

新的展馆也许还会修，旧厂区也许还是会变成公园、商场和拍照的地方，可是有些东西，已经不能再被写成漂亮的展板了，我握着那半把钥匙，回头看了一眼山坡上的墓碑。

阳光落在塑料皇冠上，它没有真的亮，可我恍惚间，看见一个小女孩戴着它，站在录像厅门口，终于等到了那个答应给她过生日的人。

我把钥匙收进口袋，跟着父亲往山下走。

风从临江吹过来，这一次，风里没有炉火，只有很淡的铁锈味。

这桩临江旧案，到这里，就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