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鸥回来的那天，临江正在下雨。

她没打伞，站在运输街那排奶茶店门口，盯着一块早就看不出颜色的旧招牌看了很久。招牌上原来写着“红光录像厅”，红字掉得只剩一半，风一吹，铁皮就在雨里轻轻晃。

她从背包里翻出一盘旧录像带，外壳发黄，边角裂了一道，标签纸上用蓝圆珠笔写着两个字：

【厂庆】

这盘带子她带去过数码城，也带去过修家电的铺子。有人说机器早没了，有人说磁带长了霉，强放会断。最后一个老板把带子退给她，说：

“姑娘，别折腾了，这东西放出来也不一定有用。”

陈小鸥没接话。

她把录像带翻过来看了看，又小心塞回包里。

雨水顺着屋檐落下来，砸在她脚边。她站了一会儿，朝老宿舍区的方向走去。

洪忠叔死的时候，临江刚入夏。我是在深圳接到母亲电话的。那天也下雨，雨不大，落在办公室外面的玻璃上，一道一道往下淌。我正趴在桌前看外卖，犹豫中午到底吃猪脚饭还是烧鸭。母亲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急事。

“妈，怎么了？”

电话那头先是沉默了一下。随后她问：

“在上班？”

“嗯，加班。”

她照例絮叨了几句。我一边应着，一边继续划手机，母亲忽然叹了口气：

“你洪忠叔走了。”

我一时没说话，很多年没听见这个名字了。

人离开故乡久了，很多名字会慢慢沉下去，可只要有人一提，那个人又会从记忆深处浮上来，带着一点灰，一点潮气，像老柜子里翻出来的旧衣服。

洪忠叔在我记忆里，总是低着头，个子很高，背却有点驼。夏天穿洗得发白的蓝工装，冬天戴顶旧棉帽，走路的时候两只手总插在裤兜里，像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小时候我常看见他蹲在楼道口抽烟，他抽烟也不熟练，总被呛得咳嗽，楼道灯坏了，他蹲在黑里，烟头一亮一亮的，像一点快灭的火。

小时候厂里人都说：

“老洪老实。”

老实到什么程度？别人打麻将赢了钱，会拍着桌子笑，他赢了，倒先把烟递给别人。过年喝酒，别人起哄，他也是笑笑，把杯子往旁边挪一点，厂里谁家搬东西、修水管，喊他一声，他基本都会去。

那时候我一直觉得，老实是个好词。

后来才知道，在临江那种地方，一个人要是总被人说老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善良，只是因为他不敢。

母亲声音压低了些：

“前天晚上一个人在单位守仓库，早上来人接班发现不对，送医院已经晚了。”

我愣了一下:

“爸去看了吗？”。

“去了。”

母亲停顿了一下：

“你爸回来以后，脸色一直不好。”

我问：

“怎么了？”

母亲压低声音：

“他说老洪走的时候，右手一直攥着。”

“攥着什么？”

“你爸没说，回来就知道一个劲的抽烟。”听着母亲抱怨，我想起父亲的烟瘾这几年是越来越大了。

母亲又说：

“听说他那些亲戚围在旁边，一个个都想掰开看看。”

我没反应过来：

“看什么？”

母亲笑了一下：

“人都没了，还能看什么。”

“总有人觉得，临死前攥着的东西值钱呗。”

母亲像是在说一件早就过去的事情，可我说不上为什么，只觉得那个总低着头、见谁都笑一下的人，不该这么死。

临江以前不是现在这样，临江以前是钢厂的城市，至少大人们都这么说。

我小时候住在临江钢厂后面的老宿舍区，房子是红砖楼，楼梯窄，墙皮常年返潮。夏天停电，整栋楼的人搬竹床下楼乘凉，男人们光着膀子喝啤酒，女人们摇蒲扇骂孩子，小孩在水泥地上跑来跑去，脚底板全是黑的。

远处钢厂夜里总是红的，炼钢炉一开，半边天像烧起来，那时候我以为，所有城市晚上都是红的。后来离开临江，去了武汉，又去了深圳，才知道不是。

不是每个城市都有那种红光，也不是每个城市的风里都带着铁锈味。

父亲年轻时在钢厂上班，后来厂子改制，他提前转了行，算是运气不错。可那批老工友就没这么幸运了，有人下岗后一直靠打零工过活，有人离开了临江，更多的人到了头发花白的时候，还在工地、仓库或者门卫室里熬着日子。

母亲：

“小途啊，你要不要回来一趟？”

我看了看窗外，深圳的雨还在下，远处高楼亮着灯。玻璃、车流、地铁、外卖骑手，一切都很新，也很快，可一想到项目的时候，我就头皮发紧：

“回。”

回临江那天，高铁刚出站，我就闻到那股熟悉的味道。

湿。

旧。

还有一点煤灰味。

心中不禁产生一股陌生感，或许自己早就不属于这里了。

临江这些年变化不小，新区修了商场，有了连锁奶茶店和电影院，江边也装了漂亮的灯。可只要往老城区一走，那些新的东西就像盖在旧伤口上的胶布，边缘还是翘着。

父亲开车来接我，他比上次见又老了一点，头发白得快，脸上斑也多了，这些年，父亲越来越沉默，以前还能骂几句新闻，现在连新闻都懒得看，每天钓鱼、买菜、修家里那些没什么用的旧东西，母亲总说他好像丢了魂。

我把行李放进后备箱，坐上副驾驶。一路上，他还是那样沉默，车经过老厂区时，他把窗户降下来，远处那几根废烟囱还立着，黑乎乎的，像几根生锈的钉子插在天上，父亲看了一眼，若有所思，但很快又收回目光。

我问：

“洪忠叔什么时候出殡？”

“明天。”

“他家里人都回来了？”

父亲把头重重的往后靠了靠：

“单位还算人道赔了点钱，有钱分，人就都回来了。”

车往前开，路边以前的工人俱乐部已经拆了一半，楼体露出钢筋，墙上还残着一行旧标语，字掉得只剩几块红：

“抓……促……”

后面看不清了。小时候这里热闹得很。厂里开晚会、放电影、办舞会都在这里，后来俱乐部变成录像厅，再后来变成游戏厅，最后成了麻将馆，如今连麻将馆也快没人去了。

车开到老宿舍区时，天又下起小雨，楼下摆了灵棚，白布、花圈、纸钱、塑料椅子，还有几个穿黑衣服的亲戚在门口抽烟，楼道口停着一辆灵车，车窗被雨淋得模糊。守灵的人不多，大多是老厂区的熟人，有人已经驼背，有人坐着咳嗽，有人一张口就是烟酒味。

灵棚里摆了两桌麻将，牌声哗啦啦响，临江守灵都这样，人越少，越要闹出点声音来，不然太静了，反倒让人受不了。

我给洪忠叔磕头时，看见遗像上的他比我记忆里陌生，脸瘦，眼睛也没什么光。上香的时候，父亲站在我旁边，头低着，他很久没动，香灰慢慢落下来，他的手在轻轻抖。后来有人喊我们坐下吃点东西，灵棚角落里摆着花生、瓜子、卤菜，还有一瓶开了盖的白酒。父亲没吃，只坐在旁边抽烟。一个胖男人从外面走进来，隔着老远就喊：

“老萧！”

我回头，是仁旺叔，他比以前胖多了，肚子把衬衫顶起来，头发梳的很正式，之前的烂牙也换了新的，笑声很响。小时候我挺喜欢他，他会来事，谁家有事都到，帮忙修水管、搬煤气罐、送人去医院、当年下岗名单下来，他还替好几个人找过门路，厂区里就没有他接不上的话，母亲总说：

“仁旺这人，心热。”

后来我才知道，在临江这地方，最难办的从来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帮过你的人。

如今他依旧热，只是那种热，像烧得有点过。他拍了拍父亲肩膀，又看向我。

“哎哟，高材生回来了。”

我笑着喊：

“仁旺叔。”

“还认得我就好。去了大城市，别忘了老家人。”

他说完笑，大家也跟着笑，可父亲没笑，他只是把烟掐了。仁旺叔很忙，一会儿去招呼亲戚，一会儿给打麻将的人倒茶，一会儿又去门口接电话，谁看见他，都说：

“老仁真仗义。”

他也不推辞，只是笑着摆手：

“都是老工友，应该的。”

雨下到半夜，灵棚外积了一层水，有人喝多了，开始聊以前厂里的事，哪个车间工资最高，哪个领导最抠，谁年轻时追过谁，说着说着，不知道谁提到洪忠叔：

“老洪年轻时候长得真阔以。”

“就是命不好。”

“那人太闷，心里装事。”

另一个人接话：

“他后来胆子小得很，有回过年放炮，他直接躲桌子底下去了。”

桌上几个人都笑，笑得很短，像不太好意思笑死人。仁旺叔本来正在倒茶，听见这话，动作停了一下，水从茶壶口溢出来，烫到手背，他却像没感觉。

过了几秒，他才把茶壶放下，低声说：

“老洪心重。”

这句话说完，棚里安静了一瞬，很快又有人摸牌：

“碰。”

麻将声重新响起来，我看了看父亲，他低头抽烟，脸藏在烟雾里，看不清表情。

半夜十二点多，外面忽然打了个雷，很闷的一声，灵棚里的灯晃了一下，我下意识抬头。父亲的肩膀明显僵了僵，仁旺叔也抖了一下，两个人几乎同时低头去摸烟，那个动作太像了，像他们身体里都藏着同一种反应。

我忽然觉得有点冷，明明是初夏，灵棚里却潮得厉害，纸钱灰粘在鞋底，怎么蹭都蹭不掉。我走到棚外透气，雨已经小了，远处老钢厂黑成一片，那些废弃车间连在一起，像趴在江边的巨大尸体，锅炉房方向隐隐有一点光，很快又没了。

不像灯。

也不像火。

倒像很多年前的炉光，在雨里返了一下。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父亲从后面走过来。

他问：

“看什么？”

“没什么。”

父亲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脸色没什么变化，只是很快转过身：

“回棚里去。”

“外面冷。”

我笑了笑：

“夏天哪来的冷。”

父亲没接话，他站在雨里点烟，火机打了两次才着，火苗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熬夜熬的，还是烟熏的。

那一刻我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雨夜，也是这样的红光。父亲半夜从厂里回来，浑身都是焦味，母亲让他去洗澡，他没动，只坐在阳台抽烟，那时候我困得厉害，趴在门缝里看他，他坐在黑里，一根烟接一根烟，像在替什么东西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