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那高烧来得毫无预兆。
三十九度、四十度、四十一度……
我在医院躺了七天。
醒来时,世界只剩下深浅不一的灰影。
医生说高烧损伤了视神经。
是暂时性的。
能恢复,但需要时间。
“多久?”我问。
声音是哑的。
“可能三个月,可能三年。”医生说。
“要看你自身的恢复能力。”
沈衍之就是那时候跪在我病床前的。
当着两家父母的面。
他握着我的手。
一字一句,说得郑重其事。
“苏婉,”他说。
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
“不管你能不能看见。”
“不管多久。”
“我都会照顾你。”
“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妻子。”
“我发誓。”
我妈当场就哭了。
捂着脸跑出病房。
我爸红着眼圈。
重重拍了拍沈衍之的肩膀。
我也哭了。
眼泪从空洞的眼睛里涌出来。
滚烫的。
那时候我是真的相信啊。
相信爱情能战胜一切。
相信誓言是永恒的。
相信眼前这个男人。
会是我的光。
第一年,我还怀着希望。
每天早晨,沈衍之会把我扶到餐桌旁。
把筷子塞进我手里。
“左边是牛奶,右边是面包。”他会这样说。
然后匆匆吻一下我的额头。
“我得走了,今天有个庭审。”
我听见他关门的声音。
听见电梯“叮”的一声。
听见他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
然后就是漫长的寂静。
我学会了用盲杖。
一根细细的金属杆。
敲在地板上发出“嗒、嗒”的声音。
那是我和世界唯一的连接。
我撞倒过花瓶。
打翻过水杯。
在浴室滑倒过三次。
每次摔倒,沈衍之都会叹气。
“苏婉,”他说。
语气里有种不易察觉的疲惫。
“你能不能小心点?”
我不敢说我是在尝试给他做一顿饭。
我想像以前一样。
在他回家时端上热菜。
可我看不见火候。
看不见油温。
手指被热油溅出好几个水泡。
最后端上桌的。
是一盘焦黑的、分不清是什么的东西。
沈衍之吃了两口。
放下了筷子。
“以后别做了。”他说。
“我叫外卖。”
第二年,希望开始褪色。
沈衍之越来越忙。
他接电话开始躲到阳台。
声音压得很低。
我坐在客厅里。
竖起耳朵。
只能捕捉到零星的词——“案子”、“客户”、“没问题”。
可有一次。
我听见了笑声。
是女人的笑声。
清脆的。
年轻的。
透过手机听筒隐约传出来。
沈衍之也在笑。
那笑声轻松愉悦。
是我很久没听见的。
他挂了电话走回客厅时。
我问:“是谁啊?”
“客户。”他说。
语气自然。
“男的女的?”
沈衍之沉默了几秒。
我“看”向他声音的方向——尽管我只能看见一片模糊的灰影。
“苏婉,”他的声音沉下来。
“你能不能别疑神疑鬼的?”
“我一天天在律所累得要死。”
“回来还要被你审问?”
我不敢再问。
我是个瞎子。
我没有工作。
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赚的。
结婚时我有一份不错的编辑工作。
失明后被迫辞职。
每个月,沈衍之会给我一笔生活费。
不多不少。
刚好够买菜和日常开销。
我拿什么跟他吵?
婆婆是第二年的秋天来的。
她拎着一篮子土鸡蛋。
说是老家带来的。
我一听见她的声音就浑身僵硬——失明后,我的听觉变得异常敏锐。
能听出脚步声里的情绪。
她的脚步声很重。
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掌控感。
“衍之啊,”她一进门就开始说。
声音尖利。
“你说你当初非要娶她。”
“现在好了吧?”
“一个瞎子。”
“连顿饭都做不了。”
“你天天在外面忙。”
“回来还得伺候她?”
我站在厨房门口。
手里攥着一颗苹果和削皮刀。
我在练习削苹果——这是康复师建议的。
说能锻炼触觉和手部协调。
苹果皮很薄。
我一点点地转动手腕。
可我看不见。
皮总是断。
断了。
我就蹲下去摸。
地上不干净。
苹果皮沾了灰。
我摸了好几次才找到所有碎片。
我把削得坑坑洼洼的苹果切成块。
插上牙签。
端到茶几上。
“妈,吃苹果。”我笑着说。
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自然。
婆婆哼了一声。
我听见她拿起牙签的声音。
然后是咀嚼声。
吃了两块。
她放下了。
“不甜。”她说。
沈衍之自始至终没说话。
我只能听见他翻报纸的声音——哗啦,哗啦。
那天晚上,沈衍之难得地没有一回家就进书房。
他坐在我旁边。
握住了我的手。
“苏婉,”他说。
声音很温柔。
“有件事想跟你说。”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
“律所最近接了个大案子。”
“是海通集团并购案。”
“标的额几十个亿。”
他说。
语气里带着压抑的兴奋。
“我可能会很忙。”
“要经常加班。”
“嗯。”我点头。
“你注意身体。”
“还有,”他顿了顿。
“我新招了个秘书。”
“叫林娜。”
“去年从政法大学毕业的。”
“很机灵。”
“帮了我不少忙。”
“有她在,我轻松多了。”
“林娜?”我重复这个名字。
“对。”他的语气自然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
“小姑娘挺能干的。”
“学东西快。”
“人也勤快。”
小姑娘。
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
甚至还挺感激这个素未谋面的林娜。
她能帮沈衍之分担工作。
他就不用那么累了。
我真蠢。
那年冬天,我开始失眠。
深夜,沈衍之的手机经常亮起。
屏幕的光透过门缝。
在卧室地板上切出一道细长的光带。
我“看见”那道光——在完全的黑暗里,一点光都像火焰一样鲜明。
有一次,凌晨两点,他的手机震动。
他轻手轻脚地下床。
去了卫生间。
我听见他压低的声音。
“嗯……我也想你……”
“明天?明天不行,她要复查。”
“乖,周末陪你去。”
卫生间的门隔音不好。
每个字都清晰地钻进我的耳朵。
我躺在床上。
睁着看不见的眼睛。
感觉有冰冷的液体从眼角滑进鬓发。
第二天早餐时。
我问:“昨晚谁的电话?”
沈衍之正在喝咖啡。
动作顿了顿。
“骚扰电话。”他说。
然后岔开话题。
“对了,你下周复查,我让助理陪你去。”
“我那天要出庭。”
“好。”我说。
我什么都知道。
但我什么都不说。
因为我是个瞎子。
瞎子没有质问的资格。
瞎子只能等待。
等待施舍。
等待怜悯。
等待那个发誓要照顾我一辈子的男人。
偶尔良心发现。
回头看我一眼。
第三年春天,我发现沈衍之身上有陌生的香水味。
不是他常用的那款木质调。
是一种甜腻的花香。
带着若有若无的果味。
年轻、张扬、充满侵略性。
他回家越来越晚。
衬衫领口有时有口红印——很淡。
但他不知道。
瞎子的触觉有多敏锐。
我的手指拂过那块细微的凸起。
像拂过一块烧红的炭。
我不敢问。
我学会了沉默。
沉默地给他熨衬衫。
沉默地给他放洗澡水。
沉默地在他回家时。
从沙发上站起来。
说一句“回来了”。
我的世界只剩下灰影、声音、气味。
和日益沉重的绝望。
直到那个周三下午。
医院的电话打来。
“是苏婉女士吗?您丈夫沈衍之先生在高速上发生车祸正在抢救;请您立刻来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