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已过去一段时间，教学节奏渐渐稳定。早读、上课、批改作业、处理班级事务，日子像被上了发条，一圈一圈地转。我开始能叫出班上大多数学生的名字，也能在课堂上和他们开几句玩笑了。

这天早上，我正在宿舍批改作业，红笔在作业本上画着勾。一位老师领着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黄老师，这是你们班新来的学生，刚找到我，我带她过来。”

我抬起头。

女孩站在门口，皮肤黝黑，头发有些凌乱，像是赶了很远的路。她身上背着一个很大的、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那袋子大得离谱，红蓝相间的塑料布被撑得几乎变形，压弯了她瘦削的脊梁。

袋子很旧，边角磨出了毛边，用一根尼龙绳勉强扎着口。里面装的仿佛不是衣物，而是整个家庭沉甸甸的、无法言说的指望，或者，是随时准备撤离的全部家当。

她怯生生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初来乍到的茫然和不安。她的嘴唇干裂，脚上的运动鞋沾满了红泥，鞋带系得很紧，像是怕鞋子在半路掉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把笔放下，口气尽量显得温和。

“作洛。”女孩说话声音特别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

我在花名册里面找到这个名字，之前确实一直空着。我望了望女孩背上那个很重的包，心里面有点不是滋味。

“走，我先带你去教室。”我站起身，伸手去帮她提那个大包。确实很重，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些什么，提起来的时候我的手腕往下沉了一下。

来到七年级（20）班，我给她安排了一个靠前的空座位。我把书包放在课桌旁边，对全班说：“这是新同学作洛，大家欢迎一下。”

教室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作洛低着头，快速走到座位上坐下，整个过程都没敢看周围的同学。她把书包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盾牌。

我心里想，这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插班生，安排妥当就没什么事了。额其作洛看起来性格比较内向，上课时候还算安静，作业也勉强能交上来。

没料到，才过了没几天，这个新来的女孩就不见人影了。

那天早读，我照例点名。“作洛。”没人应。我抬起头，看向她那个靠前的座位，空的。书包也不在了。

有同学提到看到她背着那个很大的包离开学校。我心里突然一紧，连忙去翻入学材料，想联系上家长，结果发现信息填得不够完整，根本找不到她家的具体地址和电话。问了同村的学生，也只说大概住在很远的山上。

我心里有些无奈，也有些泄气。山区阿依辍学的情况时不时会发生，我一个刚来没多久的老师，好像也做不了太多改变。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几乎认为，作洛就像一阵风，在我的班级里短暂停留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

直到这天中午，我接到一个从乡政府打来的电话。

“黄老师吗？”对方的语气从公事公办的客气，转向了明显的不满，“我们和村干部，磨破嘴皮子跑断腿，才把她从山里劝出来！现在倒好，因为’老师没发本子’这种话，她死活不来了！你们学校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这不是给我们添乱，给政策抹黑吗？”

“本子？”我愣了一下，随即感到一阵荒谬，“我发了，每个学生都发了。练习本、作业本，都统一发的，不可能单独漏掉她。”

我清楚地记得，作洛来的那天，我亲自把一套新本子放在了她的课桌上，还叮嘱她要好好学习。

“她大概是找理由，”我没忍住讲，“但这理由也太那个了。”

电话那一头的工作人员叹出一口气，说话态度变得温和一点，可还是带着没法商量的劲头：“黄老师，我们明白你或许觉得冤枉。可你得懂，让一个不上学的阿依回到学校，尤其是一个女阿依，是特别困难的事。我们和村里的干部，得跑好多回，讲不少软话，家里人才肯让她来试一试。”

他停了一下，声音放轻一些，好像在透露某种不成文的规矩：“现在因为没发本子这种小事情，她就不肯来了，我们之前做的事都白忙活。上面要检查数字，要看控辍率。学校这一边，还是得多留意这些学生的念头，防止给我们带出不上学的理由。”

挂掉电话，我在椅子上坐着，好长时间都没动。心里堵得特别难受。那种憋闷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荒诞感：我明明完成了该做的事，却要背负不该我来背的责任。而那个女孩，只是用一个随口编出来的、轻飘飘的借口，就直接否掉了我的努力。

窗外的群山叠嶂，沉默如亘古。

作洛的家，不知藏在哪一道褶皱里。

我突然想起自己放在她课桌上的那套本子。崭新的封面，整齐的格子。我以为那是一个老师能给的最具体的关怀，是通往知识的起码工具。

现在我明白了：对一个已经决定要离开的人来说，任何关怀都会变成离开的借口。而”没发本子”和”本子太重”“本子太丑”“本子格子太小”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只是”我不想来了”这句话，在现实世界里找到的一件最方便的外衣。

把一个阿依带回到课堂里，远不是发几本本子那样简单。

它对抗着贫困那股子强大的吸引力，对抗着”读书没什么用”那种牢固的观念围墙，对抗着长长岁月堆积起来的、对命运的顺从。

这种无力，比三十二节课更累。

有些难题，尽力也无解；有些离别，伸手也拉不回。

教育最现实的一面是：你永远不知道，送出的哪一本本子，会成为一个孩子离开的最后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