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山涧的水，悄无声息地流走。又一个星期一，我正在备课，红笔在作业本上划出一个又一个勾。窗外，阳光正好，几个学生在操场上打篮球，笑声一阵阵飘进来。

手机突然震动。支教负责人发来消息：晚上学校领导要请所有支教老师吃饭。

我心里咯噔一下。

来了一个多月了，这才想起请吃饭？听之前的支教老师说过，我们刚来没几天学校就摆接风宴了。现在这顿饭，来得迟，又来得齐，所有支教老师都必须到。

宴无好宴。这四个字像冰冷的石子，沉进我胃里。

傍晚，我换了一件还算干净的衣服，跟着其他支教老师一起走向镇上的饭馆。一路上，大家都在低声议论，猜测这顿饭的目的。没人笑得出来。

果然，去餐馆的路上，陈校特意走到我身边。他的语气很客气，客气得有些刻意。

“黄老师，有个事情想跟你们支教团队商量一下。”他顿了顿，观察着我的脸色，“本来这学期有几个西昌学院的顶岗实习生要来的，结果因为疫情，我们推迟报到了。现在学校里好几个科目的老师排不过来，好多课没人上。”

他压低声音，像在推心置腹，又像在施加压力：“你看，能不能请你们支教老师再支援两位？学校也知道你们辛苦，每节课补贴二十块钱，虽然不多，也是个心意。”

我心里苦笑。果然。

拒绝？学校已开口，近乎命令。接受？我仿佛已经看到自己被钉在讲台上，变成一台耗损的发条机器，在铃声与黑板之间机械摆动。

我看着陈校那张诚恳又不容置疑的脸，知道这杯酒，无论如何都得咽下去。

“我明白学校的难处，”我点点头，“回去我跟大家商量一下。”

那顿饭吃的是当地的跑地鸡和跑山猪，味道鲜美，但我吃得心不在焉。筷子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却尝不出什么滋味。脑子里已经在盘算课表和人手。其他支教老师也都有自己的任务，有的兼了别的岗位，有的身体吃不消。一圈想下来，我知道：这个担子，最后大概率会落回自己肩上。

饭后，我直接去找了管教学的熊主任。熊主任拿出几张空白的课表，面露难色。那难色里却有一丝如释重负，终于有人来接手这块烫手山芋了。

“黄老师，实在是没办法了。主要是历史课，有六个班快一个月没老师上课了。阿依们天天在教室自习，也不是个事儿......”

我看着那几张课表，沉默了一会儿。六个班。加上我原来教的七（19）班和七（20）班，一共八个班。每个星期要上三十二节课。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差不多每一天都要在不同教室里穿梭，持续不断地讲课，批阅八个班的作业。而那六个新接手的班级，历史课已经停摆将近一个月，我得领着学生们把落下的进度赶回来，不是补，是抢。

“熊主任，把课表给我吧。”我抬起头，声音很平静，“我来接。”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成了穿梭在教学楼里的幻影。

嗓子是破旧的风箱，口袋里润喉糖是唯一的补给。夜晚的灯下，八个班的进度和几百个名字在我脑子里厮杀。我像一根被拉至极限的橡皮筋，在崩断的边缘嗡鸣。

但也有微光。

七（10）班那个总是睡觉的男孩，在讲到”牧野之战”时突然坐直了身体，眼里有了光。

七（13）班的女生们在课后围过来，怯生生地问：“老师，下节课还讲商朝吗？”

我发现，当课表满到没有喘息空间时，教学反而变得纯粹了。没有时间纠结方法，没有精力琢磨技巧，只剩下最原始的知识传递，和最直接的眼神交汇。

直到某个时候，熊主任挺高兴地跟我讲：“西昌学院的顶岗实习生明天就要到了，黄老师，这一个月你累坏了，后面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但那口气吐出来的时候，却隐约带出一点不熟悉的空落感。

这一个月里，我好像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却又被一种特别满的充实感给填上。我就像一台过度使用的机器，却在各个部件互相摩擦的过程里，意外地摸到了教育里面某种核心的温度。那种温度并不在那些精心准备的教案里头，而是站在讲台上连续讲完四节课之后，嗓子依然干哑的声音里；也不在那些完美的师生交流中，而是学生看到我抱着作业本脚步不稳的时候，悄悄塞过来的一把椅子里面。

龙头山的雾霭依旧。

但有些东西，在我体内已然不同。我不再只是一个”来支教的人”，我成了这片土地教育肌体上一段临时但坚韧的血管，在师资断流的危急时刻，强行续上了知识的血流。

这重担没有压垮我。

反而让我看清了自己的承重底线，比想象的低，也比想象的高。

低到会因为疲惫而麻木，高到可以在麻木中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