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通往天台的门被焊死了。

铁水浇进锁芯里，冷却后变成一团坚硬的、银白色的疙瘩。工人在上面加了一道新锁，又加了一道铁栓，栓上再挂一把铜锁。三把锁，三道栓，一层焊死的铁。校领导站在旁边看着，确认了三次“打不开了吧”，工人说“打不开了”，他们才放心地离开。

后来有人说，那扇门不是被焊死的，是被钉死的。用很长很长的铁钉，从门框里斜着钉进去，钉到墙里，钉到水泥和砖头的骨头里，拔不出来。

但门不重要了。

该推开它的人，已经推开过了。

六月，高考结束那天，有人在那扇门上发现了一张纸条。

纸条被压在门缝下面，只露出一小截角，差点被风吹走。是一个路过的学生捡到的，他以为是垃圾，展开看了一眼，然后愣住了。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字迹很淡，像是写了很久、叠了很久、在口袋里放了很久。

“傅西洲，我来看你了。”

那个学生把纸条交给了老师。老师看了一眼，眼眶红了，把它收进了抽屉里，和另外一叠纸条放在一起。

那叠纸条是五月十九日那天从天台上发现的。藏青色的围巾下面压着，一张一张的，被风吹得皱巴巴的，但上面的字还看得清。每一张都写着同一句话，只是日期不一样。

“傅西洲，今天也要好好吃饭。”

“傅西洲，今天也要好好睡觉。”

“傅西洲，今天也要好好活着。”

最早的一张，日期是高二那年冬天。

没有人知道那些纸条是什么时候写下的。没有人知道写下它们的人，在每一个“今天”里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写下“好好活着”这四个字的时候，自己还愿不愿意活着。

但纸条留下来了。

字迹还在。

七月的天台很热，水泥地被晒得发烫，烫到能煎鸡蛋。没有人上去，因为门锁着。但有一天下午，管理员阿姨上楼打扫的时候，发现那扇门的门缝里夹着一枝白色的花。花很小，蔫蔫的，花瓣边缘已经开始发黄，但它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夹在铁栓和门板之间，像在等什么人。

阿姨把那枝花拿下来，看了看，没有扔掉。她找了个塑料瓶，装了水，把花插进去，放在楼梯间的窗台上。

第二天，花不见了。第三天，门缝里又多了一枝。一样的白花，一样的蔫蔫的，一样地夹在同一个位置。

阿姨把第二枝花也拿下来，插进瓶子里。第三天，瓶子里有两枝花，门缝里出现了第三枝。

她没有再问是谁放的。

八月，学校施工，天台的防水层要重做。工人用切割机把那扇门从门框上切了下来，连带着门框上那三把锁和一道铁栓，整扇门卸下来，扔在了操场的角落。

门是铁做的，锈迹斑斑，漆皮掉了大片，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防锈漆。那颜色远远看去像干涸的血。没有人愿意靠近它，施工队的人把它挪到了垃圾站旁边，等收废品的来拉走。

收废品的老头来了，看了看那扇门，说太重了，不好拉。他用手推了推，门翻了个面，背面朝上。

门背面的右下角，有人用黑色的马克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很秀气，一笔一划都很认真，但有些地方被铁锈洇开了，模模糊糊的。

“傅西洲，下辈子换你来等我。”

收废品的老头不认字，看了一眼，没在意，把门搬上了三轮车，用绳子捆好，蹬着车走了。三轮车吱呀吱呀地响着，从那棵梧桐树旁边经过，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落了几片，落在门板上，又很快被风吹走了。

没有人知道那扇门最后去了哪里。

也许被熔成了铁水，浇进了另一扇门里。也许被压成了钢板，铺在了某条路上。也许被切割成了碎片，散落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但那些字，刻在了铁的骨头里。

九月初，学校开学了。高一的新生穿着崭新的校服，背着崭新的书包，叽叽喳喳地走过操场。他们不知道这所学校发生过什么，不知道那扇门为什么不见了，不知道楼梯间那个塑料瓶里的白花是谁放的。

他们只知道教学楼的天台上不去，因为楼梯口的那扇门被拆了之后，学校干脆把通往天台的楼梯整个封死了，砌了一堵墙。墙是新的，水泥还没干透，上面刷了一层白漆，白得刺眼。

没有人会在那堵墙前停下来。

但有一天，一个高一的新生路过那堵墙的时候，发现墙上多了一个字。很小的一个字，用铅笔写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傅。”

第二天，旁边又多了一个字。

“西。”

第三天。

“洲。”

三个字并排着，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子刚学会写字时描出来的。但笔画很用力，有些地方铅笔芯断了，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第四天，那三个字被人用白漆涂掉了。

第五天，同样的地方，又出现了同样的三个字。这次不是铅笔，是圆珠笔，蓝色的，在白色的墙面上格外显眼。

第六天又被涂掉了。第七天又出现了。

涂掉。出现。涂掉。出现。

像潮水，像呼吸，像心脏的跳动。

后来学校不管了。那三个字就留在那里，蓝色的，歪歪扭扭的，写在一堵不会再有人打开的白墙上。

“傅西洲。”

没有“许南枝”。

只有“傅西洲”。

像在等什么人把剩下的三个字补上。

但没有人补。

因为该写那三个字的人，已经不在了。

冬天的时候，那堵墙前面多了一个小小的玻璃瓶。瓶子里插着一枝白色的花，和夏天夹在门缝里的那种一样。花是新鲜的，花瓣上还带着露水，像是刚从花圃里摘下来的。

瓶子上贴着一张纸条，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怕被雨淋湿。纸条上写着四个字。

“南枝。西洲。”

没有姓。只有名。

两个名字挨在一起，中间一个句号，像是一句话还没说完。

那个玻璃瓶在那里放了一个冬天，风吹，雨打，雪埋，没有人拿走。雪化了以后，瓶子还在，纸条的字迹模糊了，但“南枝”和“西洲”这两个词还能辨认出来。

春天来了，瓶子里的花枯了，又被人换上了新的。枯了又换，换了又枯，枯了再换。像有人住在那里，每天来，每天换一枝花，每天在那堵白墙前站一会儿，不说话，不哭，只是站着。

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是谁。

也许是认识他们的人。也许是听过他们故事的人。也许是一个和他们毫无关系、只是在那堵墙前停下脚步、忽然觉得“这里应该有花”的人。

不重要了。

花在那里就够了。

很多年以后，那所学校拆了。教学楼被推倒了，操场被挖开了，梧桐树被移走了。那堵白墙也倒了，碎成一地的砖块和水泥块，被卡车拉走了，倒在某个不知名的建筑垃圾填埋场里。

墙倒了，“傅西洲”那三个字就碎了。

但有人在废墟里捡到了一块碎片。不大，巴掌大小，上面有一个“洲”字的最后一点。那个人把碎片带走了，洗干净，放在家里的书架上。

后来那个人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了那块碎片，问这是什么。那个人想了想，说：“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那个人没有回答。她走到书架前，把那块碎片拿下来，翻到背面。

背面的水泥层上，有一道很深的刻痕。不是“傅西洲”，不是“许南枝”，不是任何人的名字。

是一个日期。

五月十七日。

墨水早就褪色了，但刻痕还在。用手指摸上去，能摸到凹下去的纹路，深到像是刻了不止一遍。

第一遍，又一遍。再一遍。

像一个人坐在天台上，用指甲盖里还嵌着粉笔灰的手指，在刚砌好的水泥墙上，一笔一笔地刻下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五月十七日。

清晨六点四十七分。

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下了楼梯。

他没有回头。

但他留下了那个日期。

像一个坐标，像一个路标，像一句说给风听的、没有人能收到的话。

——我在这里。那天我在这里。那天我在这里等过你。

——你没来。没关系。

——我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