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正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等热水烧开。

走廊的白墙在深夜被灯光照的略微诡异，墙根有些墙皮已经脱落，坑坑洼洼的。

我单独站在热水器前，人还有些呆滞。

“晓晓，你姥姥可能不行了。”

大姨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颤抖难以掩盖，疲惫又带着哭腔：“大夫说让准备后事，该通知的都通知一下，我看你半天没回来，就直接给你打电话了。”

热水机“嘀”的一声响了，水烧好了。

我伸手去按那个出水按钮，手指按上去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控制不住地在颤抖。

“晓晓？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愣神沉默后，我回了一句，这一句我自己听着都空洞无力。

热水流进杯子里，热气扑上来糊住了我的眼镜片。

我看不清对面墙上印着的我的模糊成团的影子。

挂掉电话之后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

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扎着一个歪歪扭扭的马尾辫。

她一直在看她手背上的输液贴，翻来覆去地看，好像那是什么稀奇东西。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直到她注意到我的目光，朝我笑了一下。那笑容皱巴巴的，可双眸却很有精神。

我想起了我姥姥。

她以前也是这样笑的，眼睛先弯，嘴角再翘，整个人看起来和蔼又精神。

从我还没记事的时候，妹妹出生后，就是姥姥在带我。

这么多年过去了，儿时的记忆似乎被掩埋在了最深处，我回忆不起来，就算是想起来点什么，也都是模糊的碎片。

唯独姥姥的笑，好像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替我驱赶那些大人们所说的大马猴。

后来她病了，笑容就变了，有时候是眼睛弯了嘴角没动，有时候是嘴角翘了眼睛是空的，一切似乎都在慢慢的错位。

我没有喝那杯热水。

我把杯子放在椅子扶手的凹槽里，去护士站办了手续，拿了那张病危通知书。

护士把单子递给我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我的表情不太对。

回家的公交上人很多，我被挤在车厢中间，高高的扶手够不着，只能靠膝盖抵住旁边的柱子来保持平衡。

对面坐着一个老头，戴着一顶藏青色的毛线帽，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半张脸。

他的鼻子很大，鼻梁上有一颗痣。

姥爷鼻梁上也有一颗痣。

我盯着他看了三站路，他在第四站的时候抬起头来，摘掉帽子擦汗，居然是个头发花白的女人，五十岁出头，比我还精神。

她注意到我的目光，皱了皱眉，换了个座位。

我在下一站下了车，其实还有多少站才到家我不知道，但我实在站不住了。

这个时候的风很大，灌进领口里，我缩着脖子走了半条街才想起来，我好像坐错车了……

我只能掏出手机，叫了个滴滴。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自己的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看的出神，脑子里在想我的姥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