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碰到门板的那一刻，抖了一下。

　　我推开门，屋里一股子铁锈混着药渣的味儿，墙角的脸盆还摆在原地，边上那摊黑乎乎的东西干了，像块烧糊的锅巴。外婆趴在床上，脸冲里，背一耸一耸地喘，像是睡着了，又像是没力气翻身。我没叫她，转身去灶间舀水，把抹布浸湿，拧干，走过去轻轻擦她手边的床沿。

　　水洒了一点在她袖口，她动了动，没睁眼，只含糊说了一句：“……灯。”

　　我把油灯点上，火苗跳了一下，照见她嘴角还有点血痂。她想抬手，试了两次才撑起半边身子。我扶她坐起来，背后垫上那个硬邦邦的旧枕头。她咳了几声，比昨晚轻，但还是闷在喉咙里出不来。我从床头铁盒里翻出三个小瓶子，倒出两粒白的、一粒黄的，递给她。她张嘴接了，就着我端的水咽下去。

　　“缝纫机……”她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还能修吗？”

　　我说能。其实不知道能不能，但我说了。

　　她点点头，闭上眼。我起身把药罐架回灶上，加了半碗水，火苗舔着罐底，发出“滋啦”一声。我翻开铁盒，里面躺着两个本子：一个是她用过的账本，封皮磨得起毛，页角卷着；另一个是我昨天夜里撕了作业纸自己订的，边不齐，线是拿草绳穿的。我把它们并排放在桌上，拿起铅笔，在新本子上写：护理日志 Day 1。下面一行字是：体温36.8℃，呼吸约18次/分，咳血量减少，精神尚可。

　　写完我看了眼她。她还在闭眼，但嘴唇动了动，像是在默念什么。我知道她在算日子——离村医上次来看已经六天了，再拖不起。我起身去菜园，锄头靠在墙根，锈了一半。我拎起来，先用鞋底蹭掉泥块，再蹲下一点一点刮刃口。地里草长得比菜高，辣椒苗东倒西歪，几株番茄叶子发黄卷边。我一垄一垄清，拔草，松土，重新插上木签，写着“苦瓜 4/7”“空心菜 补种”。每整完一畦，就在护理笔记背面画个勾。

　　太阳升到头顶时，我采了三把鱼腥草、一把枇杷叶，洗净切段，倒进药罐。火太小，我趴下吹了几口气，灶膛里火星蹦出来，烫到手背也没缩。药熬开后我关小火，让它慢慢咕嘟，自己搬了个小凳坐到缝纫机前。螺丝刀、扳手、砂纸全摊在地上。我把收音机拆了，取出铜线圈和齿轮，比着缝纫机底座的轴位磨。手指被毛刺划破好几道，血混着机油往下滴，我不擦，继续磨。第三遍试装时，齿轮终于卡进槽里。我踩脚踏板，机器“哒”了一声，接着“哒哒”，再然后发出“滋滋”的杂音，像是嗓子眼里卡着痰，但到底转起来了。

　　我盯着它，看了足足一分钟。

　　当天晚上，我接了第一单活：给隔壁家改一条裤子，裤脚短两寸，工钱三块五。我熬到十一点多才缝完，针脚不齐，但没断线。我把钱放进铁盒，记到账本上，又在护理笔记旁边画了个小符号——一个歪歪扭扭的小太阳，底下写“36.8℃”。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测体温、喂药、熬药、喂饭。她吃完半碗粥，主动说了句：“枇杷叶要后放，前三分钟别下。”我点头，拿笔记下来。中午她清醒着，叫我靠近，开始讲草药的事。

　　“止咳三样：枇杷叶、百部根、紫菀花。”她一句一顿，“百部要挖深土里的，春天采，晒干打粉；紫菀花带露摘，阴干，不能见太阳；枇杷叶背面绒毛必须刷净，不然呛喉咙。”

　　我一边写一边画，叶子长什么样，根分几叉，全凭记忆描。写到一半，她喘不上气，停了半分钟，我又停下笔等。等她缓过来，继续说。最后她说：“以前总怕你小，记不住。现在怕我老了，忘了。你记下，就是你的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底气。”

　　我笔尖顿了一下，墨洇了个小点。我没抬头，嗯了一声。

　　那天傍晚，我在田埂边搭了晒架，把今天采的草药铺上去。阳光斜着照，影子拉得整整齐齐，像谁用尺子量过。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胸口那团压了几天的石头，松了一条缝。

　　第四天，堂屋来了人。脚步声杂，说话声嗡嗡的。我没出去，继续抄方子。过了会儿，门被敲了三下。

　　“林晚啊，”是个女人的声音，“舅妈和村干部来看看你们。”

　　我把笔帽盖上，走出去。堂屋里坐了五个，有两张脸熟，是常在村口扯闲篇的。他们见我出来，都住了嘴。舅妈坐在中间，手里捏着个布包，看样子是来送东西的。

　　“外婆病成这样，你一个小孩子怎么照顾得了？”她说，“村里商量了下，福利院那边可以接收你，医院也能安排床位。等你长大了，还能回来找外婆。”

　　我没吭声，转身回里屋，拿出四个东西：护理笔记、药费账本、缝纫机维修记录、还有上周发的期中试卷。我把它们一一摆上桌，拍平页角。

　　“根据记录，外婆病情在稳定好转。”我看着她，“体温连续三天36.8到37.1，咳血次数减少，食欲恢复。药费总共欠172块，已还35，剩余计划每月还20，明年3月清完。缝纫机已修复，本月接活4单，收入十四元。我这次考试，语文98，数学100，自然97，全班第一。”

　　屋里没人说话。

　　我接着说：“我们不是一个需要被拆散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渡过难关、需要时间的家庭单位。我们需要的是时间，不是拆散。”

　　舅妈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村干部低头抽烟，烟灰掉在裤子上都没掸。过了好久，有人站起来，说了句“孩子懂事”，其他人也跟着走了。门关上后，我站在原地，手心里全是汗，指甲掐进掌心的地方有点疼。

　　当晚，药罐又响起来。我坐在灶前添柴，火光把我的影子甩到墙上，又高又瘦，肩膀绷得直直的。外婆在屋里喊我，我进去。

　　“听见了。”她声音很轻，“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我没说是真是假，只说：“缝纫机明天能接新活，我打算接童装改衣，工钱低点，但单多。”

　　她点点头，闭上眼。

　　第七天清晨，老师来了。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脸色有点紧。

　　“市里‘春蕾计划’有选拔考试，全县挑20个。”他说，“你符合条件，我想带你去试试。”

　　我站在门槛上，没动。

　　外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靠在床头，身上披了件旧外套。她没看老师，一直看着我。嘴唇干裂，开始只是微微颤，后来越抖越厉害，脖子上的筋都凸出来。她没说话，也没摇头。

　　过了很久，她抬起眼皮，极慢地、极重地点了一下头。

　　那一瞬间，我手里的护理笔记差点滑下去。

　　灶间的药罐还在响，咕嘟，咕嘟，火苗一闪一闪，照着墙上那个巨大的影子，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