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二个人的记忆

　　法院的安保比平时严了很多。门口有法警检查证件，媒体记者被拦在警戒线外，长枪短炮对着法院大门，见到有人进出就一阵猛拍。

　　顾临渊他们从侧门进去，直接到了王法官的办公室。

　　王法官一夜没睡，眼睛里有血丝，桌上堆满了案卷材料。看见顾临渊，他起身握手，苦笑道：“临渊，这次麻烦你们了。”

　　“应该的。”顾临渊介绍团队成员，“程理，技术分析。白蔻，信息调查。向真，现场勘查。张婷您认识，负责协调。”

　　王法官点点头，把那份纸质笔记原件递给顾临渊：“就是这个。一共十二份，每个陪审员材料袋里都有一份。”

　　顾临渊接过笔记。纸质泛黄，但边缘整齐，没有破损。他翻开内页，闻了闻，有一股很淡的油墨味，还有一点旧书的霉味。

　　“像保存了一段时间。”他说。

　　“对。”王法官说，“但奇怪的是，笔记内容一直更新到昨天下午。也就是说，要么是有人每天在写，要么……”

　　“要么是有人把旧笔记修改了，加上了新内容。”程理接话。他已经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上便携式扫描仪，“我能分析一下纸张和墨水吗？”

　　“请便。”

　　程理取了一小片空白页的边缘，放进仪器。白蔻则开始拍照，记录笔记的每一个细节。

　　向真问：“王法官，我们能见见陪审员吗？”

　　“可以，但要分开见，不能让他们互相通气。”王法官说，“我已经安排好了，在三个不同的房间，有法警陪同。”

　　顾临渊对向真和张婷说：“你们去。重点问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份笔记的；第二，他们对‘周文’这个人有什么印象。”

　　两人离开后，顾临渊问王法官：“庭审材料平时存放在哪里？”

　　“在书记员办公室的档案柜里，上锁的。只有书记员和法官有钥匙。”王法官说，“案卷在开庭前准备，装袋，然后直接发给陪审员。理论上，中间环节没人能动手脚。”

　　“但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案卷吧？”

　　“可以，但必须在书记员监督下，在指定区域查阅，不能带走。”王法官顿了顿，“不过开庭前夜，张律师，就是辩护律师，确实来查阅过材料，呆了大概半小时。”

　　“单独？”

　　“书记员小刘陪着的，但中途小刘去上了趟厕所，大概……五六分钟吧。”

　　顾临渊记下这个细节。五六分钟，足够一个有准备的人做很多事了。

　　程理那边有了初步结果：“纸张是普通的A4复印纸，但生产批次是两年前的。墨水是常见的蓝色钢笔水，但书写的笔迹……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我对比了周文教授生前的手稿。”程理调出电脑上的图片，“周文的字，起笔重，收笔轻，有连笔习惯。但这份笔记的字，虽然模仿得很像，但起笔和收笔的力度很均匀，像是……刻意控制的。”

　　“能看出是机器写的吗？”

　　“不像打印机，确实是手写。但可能是用那种自动书写笔，或者有人专门模仿。”程理放大几个字的细节，“你看这个‘的’字，周文习惯把最后一点写得很小，但笔记里这一点写得很大。还有‘我’字，周文的竖钩带弧度，笔记里是直的。”

　　顾临渊盯着屏幕。仿造笔迹并不难，难的是仿造得这么像，还能持续写这么多内容。

　　“笔记内容呢？有没有什么规律？”

　　“有。”程理调出文本分析结果，“我统计了用词频率和句式结构。发现笔记里大量使用‘可能’、‘或许’、‘值得考虑’这样的委婉词，还有‘但是’、‘然而’这样的转折词。整体语气是引导性的，不是断言性的。”

　　“就像在引导读者思考？”

　　“对。”程理说，“而且引导的方向很一致——总是往‘证据可能有问题’、‘可能有其他嫌疑人’这个方向走。”

　　白蔻补充道：“我查了周文教授的研究方向。他最后几年专门研究‘信息框架效应’，就是同样的信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会让人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他的论文里提到，在陪审团决策中，只要在关键证据旁加上一句‘此项证据存在争议’，就能让有罪判决率下降20%。”

　　顾临渊明白了。这份笔记，就是周文理论的实际应用。用专业的分析、严谨的逻辑、温和的语气，一点点瓦解陪审员对证据的信心。

　　但问题是，是谁在应用？周文本人已经死了。

　　这时，向真和张婷回来了。

　　“问完了。”向真把记录本放在桌上，“十二个陪审员，分成三类。第一类，四个人，说从第一天就注意到多了一份笔记，以为是法院发的参考资料，没多想。第二类，五个人，说昨天才发现，但看了内容后觉得很有用，还做了摘抄。第三类，三个人，包括老赵，坚持说见过周文本人。”

　　张婷接着说：“关于‘周文’的印象，那三个人描述基本一致：五十多岁，瘦高，戴金丝眼镜，穿深灰色西装，坐在靠窗第二个位置。但他们也说不出更多细节，比如他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离席，都说‘记不清了’。”

　　“像是某种集体暗示。”顾临渊说，“有人植入了‘周文存在’这个记忆，但细节是模糊的，需要他们自己脑补。”

　　王法官脸色凝重：“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对我们的司法系统太了解了。他知道陪审团的运作机制，知道怎么影响他们，甚至知道怎么制造‘合理怀疑’。”

　　“还有时间。”顾临渊说，“笔记一直更新到昨天，说明操作者就在庭审现场，或者能实时获取庭审信息。王叔，庭审有录像吗？”

　　“有，全程录像。”

　　“我们需要看。”

　　王法官带他们去了监控室。三天的庭审录像，加起来超过二十小时。程理用软件快速扫描人脸，寻找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瘦高男人”。

　　结果出来了：没有。

　　所有录像里，陪审团席上始终只有十二个人。八个男的，四个女的，年龄职业都对得上，但就是没有第五个男人。

　　“见鬼了……”王法官喃喃道，“那三个人为什么坚持说见过？”

　　“因为有人让他们‘见过’。”顾临渊说，“不是真的见到，而是心理上觉得见到。这可能就是周文研究的内容，如何在不出现的情况下，让人相信你存在。”

　　他想起白蔻说的“信息框架效应”。也许，那个“周文”根本不需要真的出现。只要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植入合适的信息，就能在陪审员心里塑造出一个形象。

　　但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拖延庭审？制造流审？还是……为真正的凶手打掩护？

　　顾临渊看向王法官：“王叔，这个案子如果流审，会怎么样？”

　　“重新选陪审团，重新开庭，至少耽误半年。”王法官说，“而且舆论这么一闹，下次庭审会更难。检方压力会很大，证人可能改口，证据可能‘丢失’……很多变数。”

　　“谁会受益？”

　　王法官想了想：“被告人肯定受益。时间拖得越久，证据效力越弱，证人记忆越模糊。还有……”他顿了顿，“如果真凶不是被告人，那真凶也受益。”

　　顾临渊脑子里闪过笔记里提到的那个名字：李浩。

　　李明宇的私生子，遗产最大受益人。

　　“王叔，”他说，“我想见见这个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