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凌晨三点停的。
陈临坐在书房的丝绒扶手椅里,台灯的光圈只照亮桌面一隅。那卷微缩胶卷已经冲洗出来,在放大镜下显露出十几帧模糊的画面:像是某种机械的图纸,标注着德文和日文的混合注释,齿轮参数旁有手写的“最大压力值280kg/cm²”。
他认出了其中几个部件。柱塞泵。高压阀门。还有那个独特的Y型分流器——去年怡和经手过一批从德国走私来的特种机床,图纸上有类似的标识。
但这不是机床。
陈临的目光停留在第七帧。那是个完整的组装透视图,圆柱形容器连接着复杂的管线和压力表,底部标注着一行小字:実験用高圧滅菌装置 731部隊 第三課。
731部队。实验用高压灭菌装置。
他的指尖在“灭菌”两个字上停留了数秒。然后起身,从书架底层抽出一本厚重的《大英百科全书》M卷,翻到“微生物学”词条。夹页里有一张折成邮票大小的薄纸,上面是姑母陈蕴华娟秀的铅笔字:
“生物战剂三类:炭疽、鼠疫、霍乱。防护核心为高温高压灭菌,临界值250℃以上,持续30分钟。日军若研发移动式高压装置,则可前线施放。”
纸页边缘已经发黄脆裂。陈临盯着那行字,耳边响起昨晚“老裁缝”在死前传递的最后一个信息——那滩血,那半张《良友》,那四个倒写的数字。
以及姑母十七年前就准备好的纸条。
他走回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面手掌大的圆镜。镜子是西洋货,镀银边框已经有些剥落,背面嵌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母亲抱着两个七岁男孩,站在宁波老宅的月洞门前。
陈临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二十四岁,下颌线清晰,眉眼间还残留着少年时的轮廓,但眼神已经老了。那种老不是皱纹堆叠,是瞳孔深处沉淀下来的东西,像深井里结了冰。
“小心镜子里的脸。”纸条上这么写。
他举起镜子,对着台灯调整角度。光影在镜面移动,当角度达到某个临界点时,镀银层背面隐约浮现出极淡的刻痕。
不是用刀刻的。是用针,或者更细的东西,一点点刺出来的微雕。只有在特定光线下才能看见。
陈临屏住呼吸,将放大镜对准那片区域。
那是四个数字,排成两行:
19
27
1927。
和西侨公墓第17号墓碑底座刻的一样。但这次数字下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他几乎把眼睛贴到镜面上才勉强辨认:
“双生者,一面向光,一面向影。见信时,我已入影。”
落款是一个字:蕴。
姑母的名字。陈蕴华。
陈临放下镜子,后颈的寒毛竖了起来。这面镜子从他记事起就在母亲的梳妆台上,母亲去世后一直收在箱底,三年前搬家才重新取出。十七年来,他每天早晨用它刮胡子,从未发现任何异样。
除非——这行字需要某种特殊的光线角度,或者,需要另一面镜子反射才能完全显现。
他猛地拉开抽屉,翻出母亲留下的另一件遗物:一把檀木梳妆镜,椭圆形,背面雕着并蒂莲。将两面镜子相对而立,调整到某个角度。
台灯的光线在两面镜子之间无数次反射,在虚空中形成一个光的通道。就在那个通道中央,镀银层背面的刻痕被无限复制、叠加,最终显露出完整的文字:
“阿临,若你读到这段话,说明我已经选择了‘影’的道路。1932年秋,组织在宁波遭遇围剿,我本应被捕,但你的父亲用双胞胎中的一个替换了我。死的本该是我,活下来的是‘陈蕴华’。但活下来的那个,从此必须活在镜子的另一面。阿骁被送走时只有七岁,他不记得有个孪生哥哥。你要记住,银狐从来不是一个人。你是光,他是影。当光过于明亮时,影会来平衡。0417是你的年龄,也是他的。小心你看见的每一张脸,包括你自己的。”
文字到这里结束。
陈临一动不动地坐着。书房里只有座钟的滴答声,每一声都像敲在心脏上。
双胞胎。
他有个孪生兄弟。不是陈骁,是另一个。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有着一模一样的脸,在七岁那年被送走,从此活成了他的“影”。
而姑母陈蕴华——那个教他密码、给他讲《山海经》、在他发烧时整夜守着的姑母——早在1932年就应该死了。活下来的“陈蕴华”,是父亲用那个孪生兄弟替换出来的?
不。逻辑不对。
陈临按住突突直跳的太阳穴。如果姑母是“影”,那真正的陈蕴华在哪里?如果七岁被送走的是孪生兄弟,那陈骁又是谁?那个穿着军装、在宴会厅用摩斯码警告他“快走”的弟弟——
书房的门被轻轻叩响。
“先生。”是女佣阿珍的声音,带着迟疑,“有客人。”
陈临迅速收起所有东西,镜子倒扣在桌面上。他看了眼座钟:凌晨四点二十。这个时间?
“谁?”
“他说……是您弟弟。”
空气凝固了三秒。陈临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陌生:“请他去客厅,我马上来。”
他对着倒扣的镜子整理领口,手指在碰到镜背时顿了顿,然后拿起镜子,放进西装内袋。那里现在装着三样东西:微缩胶卷的底片、两张纸条,和一面镜子。
客厅只开了一盏壁灯。陈骁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军装外套搭在沙发扶手上,身上只穿白衬衫和军裤。窗外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玻璃上映出他模糊的侧脸。
“陈少校。”陈临关上客厅门,声音不大,刚好能让对方听见,“这个时间,公务?”
陈骁没有转身。他盯着窗外,声音很低,低得几乎像自言自语:“一个小时前,极司菲尔路76号的人去了西侨公墓。他们在第21区第四号墓前挖了二十分钟,然后空手走了。”
陈临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了小半杯威士忌,没加冰。“所以?”
“所以我想知道,”陈骁终于转过身,他的脸在昏暗光线里一半明一半暗,“我亲爱的哥哥,大半夜去墓园,淋得一身湿回来,是为了给谁上坟?”
四目相对。
陈临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弟弟的脸。三年不见,陈骁瘦了很多,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微微上挑的丹凤眼,眼尾有一颗极淡的痣,和自己眼角那颗位置一模一样。
“一个老朋友。”陈临啜了口酒,烈酒烧过喉咙,“上个月去世的,肺痨。生前嘱托我,把他和夫人的婚戒埋在一起。夫人葬在西侨公墓,1937年走的。”
谎话要七分真三分假。的确有个洋行的老客户上个月死于肺痨,夫人也的确葬在西侨。就算陈骁去查,也只能查到这些。
“婚戒。”陈骁重复,嘴角扯了扯,那是个不像笑的表情,“用油纸包着,塞在墓碑底座的婚戒?”
客厅安静得能听见壁炉里木炭碎裂的细响。
陈临放下酒杯,玻璃杯底碰在茶几上,发出一声轻响。“你跟踪我。”
“我在保护你。”陈骁向前走了一步,军靴在地毯上没发出声音,“76号的人昨晚在宴会厅洗手间发现了尸体。喉管被割开,专业手法。死者是永安百货的裁缝,姓顾,左撇子,抽哈德门,右手虎口有长期用顶针磨出的老茧。”
他每说一句,就向前一步。等说完时,已经站在陈临面前一步之遥,近到能看见彼此瞳孔里自己的倒影。
“他们从尸体手里找到半张《良友》画报,背面有四个数字。三岛中佐——就是今晚你见到的那个日本人——他看了之后笑了,说这是‘银狐的标记’。”陈骁的声音压得更低,“现在76号、特高课、宪兵队,都在找一个代号‘银狐’的中共地下党。他们说,银狐的左眼角,有颗痣。”
陈临的眼角,有一颗淡褐色的痣。
“所以呢?”陈临抬眼看他,“陈少校是来逮捕我的,还是来提醒我,明天该去点掉这颗痣?”
陈骁盯着他,足足盯了十秒钟。然后忽然笑了,笑声很短,很冷。“你还是这样。从小到大,每次说谎,右手的食指就会无意识地摩挲拇指指节。”
陈临的右手停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缩。
“我没时间跟你绕弯子,哥。”陈骁用上了那个久违的称呼,但眼神更冷了,“父亲死的那天,我在现场。”
陈临的呼吸一滞。
“1937年11月,闸北工厂。他不是中流弹死的。”陈骁一字一句,“他是被一把南部十四式手枪,在十米内打中心脏。开枪的人穿着日本军服,但虎口没有茧——不是军人。而且,他开枪前用中文对父亲说了句话。”
“什么话?”
“‘蕴华同志托我向你问好’。”
陈临觉得喉咙发干。他端起酒杯,把剩下的威士忌一饮而尽,酒精灼烧的痛感让他清醒了一些。“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因为我也在查。”陈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扔在茶几上。那是张集体照,已经发黄卷边,上面是十几个年轻人的合影,背景是某所学校的操场。“宁波同乡会,1929年。你仔细看第二排左边第三个人。”
陈临拿起照片。第二排左边第三个,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穿着月白衫黑裙,齐耳短发,笑得眉眼弯弯。她的左眼角,有一颗淡褐色的痣。
和姑母陈蕴华一模一样。但姑母1929年应该已经25岁。
“她叫陈蕴秋。”陈骁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陈蕴华同父异母的妹妹,我们的……小姨。她1929年加入CY(共青团),1932年在宁波被捕,同年‘病逝’于杭州陆军监狱。档案是这么写的。”
陈临的指尖抚过照片上少女的脸。那颗痣的位置,和姑母分毫不差。
“但1934年,有人在上海看见过她。”陈骁继续说,“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和一个穿长衫的男人在一起。目击者是我们家的老管家福伯,他绝对不会认错,因为蕴秋小姐的耳垂上,有一颗红痣。”
陈临猛地抬头。
“姑母的耳垂上,也有一颗红痣。”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
“对。”陈骁点头,“所以死的是陈蕴华,活下来的是陈蕴秋。我们的亲姑母早就牺牲了,这十年来假扮她活在上海、教你密码、引导你加入组织的,是小姨陈蕴秋。”
书房里的座钟忽然“铛铛铛”敲了五下。凌晨五点,窗外天空泛起蟹壳青。
陈临重新倒了一杯酒,这次倒了满杯。“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父亲头七那晚,我在他书房暗格里找到了日记。”陈骁也从酒柜里拿出一个杯子,给自己倒上,没加冰,一口喝掉半杯,“日记最后一页写着:‘秋妹今日赴沪,顶替华姐之身份。此为绝密,纵亲子亦不可说。唯望有朝一日,光复山河,秋妹可复本名。’”
陈临盯着杯中晃动的琥珀色液体。“那你为什么进军统?”
“因为军统在查她。”陈骁放下杯子,杯底碰在茶几上,发出一声脆响,“1939年,戴笠亲自批示了一个绝密档案,代号‘镜中人’,调查中共地下党高层一个代号‘影子’的双面间谍。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在江浙沪活动多年、精通密码和易容的女性特工。他们怀疑,这个‘影子’和1932年杭州陆军监狱的一桩调包案有关。”
“所以你是去……”
“去查清楚,是谁杀了我父亲。”陈骁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刀,“是谁用我父亲的命,换了‘陈蕴秋’这个身份的继续潜伏。又是谁,在七岁那年送走了我的孪生哥哥,让我以为他早就死了。”
陈临手里的酒杯,裂开了一道细缝。
威士忌顺着裂缝渗出来,浸湿了他的手指。冰冷,粘稠。
“孪生哥哥。”他重复这个词,抬头看陈骁,“你说什么?”
陈骁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扔在茶几上。那是一张和陈临怀里那张一模一样的照片,两个七岁男孩在葡萄架下咧嘴笑。但陈骁的这张,背面也有一行字,是父亲的笔迹:
“阿临与阿骁,七岁。然阿骁早夭,此为遗照。父字,民国二十四年冬。”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那年陈骁“病逝”,全家搬来上海。
“这张照片,是我在父亲日记本里找到的。”陈骁的声音嘶哑,“日记里写,民国十三年,宁波闹白喉,双胞胎里的弟弟阿骁夭折。但母亲受不了打击,精神恍惚,总把活下来的哥哥认作弟弟。所以父亲干脆对外说,死的是哥哥陈临,活下来的是弟弟陈骁。我们搬来上海,从头开始。”
他顿了顿,眼睛在昏暗光线里亮得骇人。
“但父亲在最后一行用极小的字加了一句:‘此皆为秋妹所设之局。孪子俱在,一明一暗。痛甚,然为国,不得不为。民国十三年冬记。’”
陈临觉得客厅在旋转。墙壁,天花板,地毯上的花纹,都在旋转。他扶住沙发靠背,指甲陷进丝绒里。
“所以,我才是陈骁。”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遥远得像从深井里传来,“你是陈临。我们从小就被调换了身份。你以哥哥的身份活下来,我顶替了‘夭折’的弟弟的名字。而姑母——不,小姨陈蕴秋,她知道。她一直都知道。”
“她知道。”陈骁——不,陈临,真正的陈临——点头,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还安排了那个孪生兄弟,那个本该在七岁被送走的‘影’。但我查了三年,查不到任何痕迹。那个人就像从未存在过。”
“直到昨晚。”陈临(现在该叫他陈骁了)从西装内袋里取出那面镜子,放在茶几上,“直到我收到这个。”
陈临(真正的陈临)盯着那面镜子,盯着背面那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母亲抱着两个男孩,笑得温柔。但现在他看清楚了——母亲抱着的两个男孩,虽然穿着一样的衣服,梳着一样的发型,但左边那个,左耳耳垂上有一颗小小的红痣。
和他一样。
而右边那个,没有。
“镜子里有字。”他听见自己说,“两面镜子相对时,会显出小姨——陈蕴秋留下的讯息。她说,银狐从来不是一个人。我是光,孪生兄弟是影。当光过于明亮时,影会来平衡。”
陈临(真正的陈临)拿起镜子,走到壁炉前,借着炉火的火光,调整角度。两面镜子相对,光的通道再次出现,那些刻痕在虚空中浮现。
他读完那些字,很久没有说话。
炉火噼啪作响,一块木炭裂成两半,溅出几点火星。
“0417。”真正的陈临忽然开口,“不是年龄。是坐标。”
“什么?”
“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这是上海的地理坐标。但如果你只取小数部分,0.14和0.29,换算成度数……”他走回桌前,抽出钢笔,在便签纸上快速计算,“0.14度等于8.4角分,0.29度等于17.4角分。8和17。倒过来,就是17和8。”
他写下两组数字:0417 和 1708。
“西侨公墓第17区第8号墓。”陈临(陈骁)猛地抬头,“这才是真正的死信箱。”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抓起外套。
“现在去?”陈骁(现在该叫他真正的陈骁了)问。
“现在。”陈临(真正的陈临)已经走到门口,“76号的人挖了第21区4号墓,发现是空的,一定会反应过来那是幌子。真东西还在第17区8号,但他们暂时还想不到这一层。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陈骁站在客厅中央,没动。
陈临在门口回过头。晨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他脸上切出一道明暗的分界线。
“你不想知道父亲到底为什么死吗?”他说,“你不想知道,那个杀了他的人,是谁吗?”
陈骁沉默了三秒。然后他抓起军装外套,大步走过来。
“开车走。我的车太显眼。”
两人从后门离开,穿过狭窄的弄堂。清晨五点十分的上海,天空是浑浊的灰蓝色,路灯还没熄,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投下昏黄的光晕。倒马桶的工人推着车吱呀呀走过,馄饨摊的灶火已经升起,煤烟混在晨雾里,空气里有刷马桶的碱水味和煮骨汤的咸香。
陈临发动汽车时,陈骁坐在副驾驶,盯着后视镜。镜子里,两个有着相同面孔的男人,一个穿着西装,一个穿着军装,在渐亮的天光里,像照镜子。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陈骁忽然说。
“说。”
“昨晚在宴会厅,你看见我,第一反应是什么?”
陈临挂挡,离合器缓缓松开,车子驶入空旷的街道。他盯着前方被雨水洗过的柏油路,很久才回答:
“我在想,如果父亲还活着,看见我们俩这样,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陈骁接下去,声音很低,“‘你们两个小赤佬,一个给英国人卖命,一个给国民党卖命,老子白教你们做人了。’”
陈临笑了。很短的一声笑,很快就散在晨风里。
“你还记得他教我们下棋吗?”他说,“说棋如人生,走一步要看三步。”
“记得。”陈骁也笑了,但眼里没笑意,“他还说,要是哪天兄弟俩在棋盘两边对上,谁也不许让谁。要赢,就赢得对方心服口服。”
车子拐进静安寺路。西侨公墓的铁门已经开了,看门人是个驼背的老头,正在扫地上的落叶。陈临把车停在隔一条街的地方,两人步行过去。
“找谁?”老头头也不抬。
“第17区8号,罗宾逊家族墓。”陈临递过去一张五元法币,“上个月来吊唁过,落下条丝巾。”
老头接过钱,摆摆手放行。
墓园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寂静。露水挂在十字架上,像未干的泪。两人并肩走在石板路上,脚步声在墓碑间回荡。
第17区在墓园最深处,靠近围墙。8号墓是座合葬墓,属于一个英国商人罗宾逊和他的妻子。墓碑上刻着生卒年,丈夫死于1931年,妻子死于1937年——正是淞沪会战那年。
陈骁负责望风。陈临蹲下身,在墓碑底座摸索。和之前那个一样,这里有块松动的砖。他撬开砖,伸手进去——
摸到了一个油纸包。比之前那个厚。
他迅速取出,塞进内袋。然后从怀里掏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油纸包,放进去,再把砖复原。那是他出门前准备好的假货,里面只有一卷空白胶卷和一张写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纸条。
“走。”他低声道。
两人转身,还没走出三步,就听见墓园入口处传来汽车急刹的声音。
紧接着是日语的口令,和皮靴踩踏地面的脆响。
宪兵队来了。
陈临和陈骁对视一眼,同时闪身躲到一座高大的天使雕像后面。雕像的翅膀投下深深的阴影,刚好遮住两人。
从缝隙里,他们看见三岛中佐从车上下来。他还是昨晚那身军装,白手套一尘不染。身后跟着七八个宪兵,还有两个穿黑色中山装的中国人——76号的特务。
“搜。”三岛只说了一个字。
宪兵立刻散开,开始逐区搜查。一个宪兵朝17区走来,步枪在肩,刺刀在晨光中发亮。
陈骁的手摸向腰间。陈临按住他,摇头。
宪兵越来越近。十米。五米。三米。
他在罗宾逊墓前停下,用刺刀戳了戳墓碑,又蹲下身查看底座。陈临屏住呼吸——他刚才复原砖块时,有没有留下痕迹?
宪兵看了一会儿,起身,继续朝前走。
两人刚松一口气,就听见三岛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陈先生,这么早来扫墓?”
陈临浑身一僵。
他缓缓转过身。三岛站在三米外,白手套的手搭在军刀柄上,红唇弯着,眼睛却没笑。两个76号特务一左一右,手都插在口袋里——那里肯定有枪。
“中佐也这么早。”陈临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我来给家父的旧友上柱香,他生前和罗宾逊先生有生意往来。”
“是吗。”三岛往前走了一步,军靴踩在草地上,发出轻微的嘎吱声,“可罗宾逊先生1931年就去世了。令尊的旧友,应该不年轻了吧?”
“是不年轻了。”陈临面不改色,“所以去得也早。1938年,脑溢血。”
“那真是遗憾。”三岛的目光转向陈骁,“这位是?”
“舍弟,陈骁。”陈临侧身半步,挡在陈骁面前,“在国防部二厅供职,昨晚刚回上海探亲,今早非要跟我来,说想看看西洋人的墓长什么样。小孩子好奇心重,让中佐见笑了。”
陈骁配合地低下头,做出腼腆拘谨的样子——这个表情他小时候最擅长,每次闯祸都用这招蒙混过关。
三岛盯着陈骁看了几秒,忽然笑了:“陈少校年轻有为。我上个月在南京,还听二厅的几位长官提起过你,说你破译共党密码很有一套。”
“长官过奖。”陈骁低着头,声音闷闷的。
空气安静了几秒。远处传来乌鸦的叫声,嘶哑难听。
“对了。”三岛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陈临,“陈先生见过这个人吗?”
照片上是“老裁缝”的脸。活着时的脸,在裁缝铺门口,正给客人量尺寸,笑得憨厚。
陈临接过照片,仔细看了三秒,摇头:“没见过。这是?”
“一个裁缝,昨晚死在华懋饭店。”三岛收回照片,眼睛盯着陈临的脸,“死前,有人看见他和一个穿西装、戴墨绿色表盘腕表的男人在一起。”
陈临的左手,在身侧微微一动。腕表被袖口遮着,但表带露出来一截。深棕色鳄鱼皮,很常见。
“那真是可惜。”他说,“不过戴这种表的人,上海滩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吧。”
“也是。”三岛点头,红唇弯得更深,“不过陈先生这块,是百达翡丽去年香港拍卖会上的孤品。整个上海,应该只此一块。”
话音刚落,两个76号特务的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每人手里一把勃朗宁,枪口对着陈临和陈骁。
晨风吹过墓园,拂动三岛额前的黑发。他抬手理了理,白手套在灰蓝的晨光里,白得刺眼。
“陈先生,陈少校。”他说,声音很轻,很温和,“麻烦两位,跟我回宪兵队喝杯茶。有些事,想请教。”
陈临的余光扫过四周。最近的掩体在五米外,是一堵矮墙。宪兵分散在二十米内,步枪都上了刺刀。陈骁的呼吸变轻了——那是他动手前的征兆。
不能硬拼。
陈临深吸一口气,露出笑容:“既然是三岛中佐邀请,自然乐意奉陪。不过——”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怀表,打开看了一眼,“早上七点半,我约了汇丰的约翰逊先生谈一批橡胶的信用证。约翰逊先生最讨厌人迟到,上个月海关署的王署长迟了五分钟,他当场撕了合同。”
他合上怀表,发出清脆的“咔哒”声。
“中佐要请喝茶,我当然不敢推辞。就怕约翰逊先生等不到人,一个电话打到英国领事馆去,领事先生再一个电话打到东京外务省……”陈临微笑,“到时候给中佐添麻烦,就不好了。”
三岛脸上的笑容,慢慢僵住了。
他在权衡。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橡胶贸易——这些都是敏感词。尤其是在太平洋局势一触即发的当下,任何外交摩擦都可能被放大。
“十分钟。”三岛终于开口,红唇抿成一条线,“我给陈先生十分钟,和约翰逊先生通个电话,取消约会。然后,请务必跟我走一趟。”
“当然。”陈临点头,转向陈骁,“阿骁,你先回去,跟母亲说一声,我晚点回家。”
陈骁盯着他,眼睛里有东西在翻涌。但最后,他只是点头:“好。”
“陈少校也不能走。”三岛说,“一起。”
“中佐。”陈临上前半步,压低声音,“舍弟是国防部二厅的人,您扣了他,二厅那边问起来……我听说,东京大本营最近正急着要重庆方面的兵力部署图?”
又是一阵沉默。
远处,乌鸦又叫了。这次叫了三声,一声比一声凄厉。
“好。”三岛终于让步,但眼睛里的寒光更甚,“陈少校可以走。但陈先生,十分钟后,我希望在宪兵队看见你。否则——”
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明白。
陈临点头,然后看向陈骁:“还不快走?”
陈骁最后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复杂得像打翻的调色盘。然后转身,大步走出墓园。军靴踩在石板路上,脚步声渐渐远去。
三岛一挥手,两个特务放下枪,但依然站在陈临左右,一前一后。
“陈先生,请。”三岛侧身。
陈临整了整西装领子,跟着他往墓园外走。晨光越来越亮,照在墓碑上,照在十字架上,照在那些生卒年月和墓志铭上。
他经过罗宾逊的墓碑时,脚步没有停顿。
但眼睛的余光,看见了墓碑底座那块砖——他刚才复原时,留下了一小道新鲜的划痕。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但三岛注意到了。
日本军官在墓碑前停下,蹲下身,用手指摸了摸那道划痕。然后抬头,看向陈临,红唇勾起一个冰冷的弧度:
“陈先生刚才说,是来上香。”他慢慢站起来,白手套的指尖沾了一点泥土,“可这墓前,没有香灰,也没有花。倒是这块砖——”
他伸手,轻轻一推。
砖块松动了。
陈临的心,沉了下去。
三岛抽出砖,手伸进去,摸出了那个油纸包。他当众拆开,取出里面的空白胶卷和纸条,展开。
“此地无银三百两。”他用生硬的中文念出来,然后笑了,笑声像夜枭,“陈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陈临也笑了。他笑得比三岛还自然,还轻松。
“意思是,”他说,手慢慢伸进西装内袋,“中佐搜错了东西。”
他掏出来的,不是枪。
是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汇丰银行的担保函,抬头是怡和洋行,金额五十万美元,担保人是约翰逊的签名。
“这是今天要和约翰逊先生签的合同副本。”陈临把纸递给三岛,“我本来打算上完香就去汇丰。至于那个油纸包——”
他顿了顿,笑容加深:
“是我昨晚在赌场,一个老千塞给我的。他说是能赢钱的秘方,要我一百大洋。我打开一看,是卷空白胶卷。气不过,就塞这儿了,想着今天来取笑他。没想到,让中佐看笑话了。”
三岛盯着那张担保函,又盯着陈临的脸。他在判断,在权衡,在计算。
远处传来汽车的引擎声。两辆黑色轿车驶进墓园,停在路边。车上下来四个人,都穿着西装,为首的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一下车就朝三岛鞠躬:
“中佐,领事馆急电,请您立刻回去。”
三岛皱眉:“什么事?”
“东京外务省来电,关于……那批橡胶。”
三岛的瞳孔,几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他盯着陈临,盯了足足十秒钟。然后慢慢点头:
“好。”他收起枪,白手套的手拍了拍陈临的肩膀,力道很重,“陈先生,今天打扰了。我们改天,再好好喝茶。”
“随时恭候。”陈临微笑。
三岛带着人上车,离开。车轮碾过石板路,扬起细细的灰尘。
陈临站在原地,一直等到车尾灯消失在拐角,才缓缓吐出一口气。后背的衬衫,已经被冷汗浸透,紧贴着皮肤。
他走回罗宾逊墓前,蹲下身,把手伸进那个空洞,在最深处,摸到了第二个夹层。
这才是真正的死信箱。
他取出一个更小的油纸包,只有火柴盒大。打开,里面是一把黄铜钥匙,钥匙柄上刻着数字:217。
以及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
“霞飞路217号,阁楼。小心镜子。”
陈临把钥匙和纸条收好,起身。晨光已经大亮,照在墓碑上,照在生卒年上:
**约翰·罗宾逊,生于1881,卒于1931。
玛丽·罗宾逊,生于1883,卒于1937。**
1937年。淞沪会战。玛丽·罗宾逊死的那年,正是“老裁缝”开始为他传递情报的那年。
陈临转身,走出墓园。看门老头还在扫地,头也不抬。
他坐进车里,没有立刻发动,而是从内袋里取出那个油纸包,盯着那把黄铜钥匙。
霞飞路217号。那是法租界,现在的泰山路。一栋三层的老公寓,顶楼有个阁楼,窗户永远关着。
小心镜子。
他想起怀里那面镜子,想起两面镜子相对时浮现的字,想起那句“银狐从来不是一个人”。
然后他想起陈骁——不,是陈临,他真正的孪生哥哥——临走前那个眼神。
那眼神在说:我会查清楚。我会查清楚一切。
陈临发动汽车,驶入清晨的街道。卖报童已经上街,挥舞着报纸大喊:“号外!号外!日军在华北增兵!美日谈判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