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说的“忘了这件事”，陆则明在回去的路上想了一路，回到阁楼之后又想了很久，他在椅子上坐下来，窗户关着，屋里的空气是静止的，外面街道上的声音隔壁传进来变得模糊。

　　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认识了老陈，记住了那个地址，摸清了那家旧书店的布局，从门面到柜台，从柜台到后屋的门，从那扇门到方桌，到台灯，到桌面上那本摊开的书，那些细节在他脑子里排成了一幅地图，他不需要再走一遍也能完整地复现出来，他不知道这幅地图以后会不会有用，但他知道它已经在那里了。

　　更重要的是另一件事，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些前世读过的史料碎片会自己浮上来，像水底的气泡一样无声地升起又破裂。1940年春，上海情报网络有一次大的调整，他在某篇论文里读到过这个说法，那条信息来自己一份回忆录，回忆录的作者没有写具体时间和地点，只用了“那个春天”和“我们失去了一些人”这样模糊的措辞，他当时在论文脚注里标注过这一段，写着“具体时间及规模待考”，现在“待考”两个字变成了他前面一张翻不回去的纸。

　　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甚至不知道那些碎片是真的还是已经被他现在的经历污染了，前世的记忆和这一世的生活在重叠，他有时候分不清某条信息是他曾经读过的史料，还是他根据现状做出的推测，这种模糊让他不安，但他知道自己忘不掉那些碎片。

　　1月7日早上他照常去了报社，福州咱上的气温比前几天低了一些，他走进编辑部的时候方若兰已经到了，老周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稿子，老刘在排字间的方向传来铅字碰撞的声响，一切和前几天一样，他在桌前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空白的稿纸，铺好，灌了钢笔水。

　　上午他写了一篇关于难民取暖问题的报道，他写得很慢，写到“入冬以来”四个字的时候，笔尖在纸面上悬了一下，他想到沈望写过的那封信，那封现在不知道在哪里的信，沈望写“入冬以来已有十二起冻伤报告”的时候用的也是这四个字，他把那四个字写下去，没有停顿，写完了整篇稿子，写完读了一遍，没有多余的字，没有感受，只有事实和数据，像方若兰教他的那样。

　　下午老周又给了他一个选题，是关于法租界某处电线走火的短讯，让他去核实一下情况，两百字就够了，他出门走了一趟，在现场站了大约二十分钟，问了附近的住户和巡捕房的执勤人员，回来写了一篇关于干燥的短讯，交上去之后老周改了一个标点就放行了，那两天他还有一篇关于米铺涨价的稿子，写得比前两篇都快，因为类似的稿子他已经写过一次了，换了一家米铺的名字和价格，结构和措辞几乎可以照搬 。

　　1月9日下午，他注意到方若兰在翻一叠手写的笔记，那些笔记不是她平时用的那种稿纸，是更小一些的白纸，边角不齐，像是随手撕下来的，她翻得很慢，偶尔停下来在某一页上做标记，然后用铅笔在旁边写几个字，她低着头，短发垂下来遮住半边脸，手指翻页的动作很轻，像是在翻容易碎的东西。

　　陆则明没有问她那些笔记是什么，他回到自己的桌前，继续写那篇关于米铺涨价的稿子，但他路过她桌边去倒水的时候，瞥见了她正在写的那页纸上的内容，“虹口”“仓库”“夜间”“军用卡车”，这几个字他只看了一眼，没有停留，走过去了。

　　1月10日上午，方若兰把一张纸放在他桌上，说了一句“你帮我看看这个提纲”，然后走回自己桌前，他低头看那张纸，标题写的是“虹口是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近期异常军事活动调查”，下面列了五个要点，每一点后面有简短的说明，她写得很工整，用词准确，标点符号没有多余，他读过一遍之后没有马上放下，他又读了一遍。

　　方若兰的稿子里写的是：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近一个月来夜间有军用卡车出入的频率增加，有些居民在夜间听到过重型车辆从院子里驶出的声响。她还写了一个目击者证词，说看到过挂着军牌的轿车在深夜驶入司令部侧门，她整理了三条主要线索，四个目击者的证词，每一条都附了时间和地点，整篇稿子结构清晰，信息密集，用词克制是一篇经过了认真核实和筛选的新闻稿。

　　但陆则明在看到第一段的时候就知道了，这篇稿子如果发出来，会直接导致报社被日方或租界当局警告，方若兰本人会被列入重点观察名单，甚至更糟，他“知道”这件事的根据不是逻辑推演，也不是工作经验，是他前世读过的那些史料，那些关于孤岛时期报社、记者与情报机构之间关系的案例。他读过不止一篇方章讨论过“1939年至1940年间上海租界媒体对虹口日军活动的报道及其后果”。那些文章的共同结论是，任何试图公开报道虹口日军设施内部活动的新闻稿都会触发明显的反应，有的报社被查封，有的记者被带走问话，有的稿件被强行撤下，具体的后果因时间而异，但大方向是明确的。

　　他坐在桌前，看着那张提纲，大约看了两分钟，然后把提纲放下，拿了茶杯去倒水，经过方若兰桌边的时候停了一下。

　　“虹口那边的消息，”他说，“来源可靠吗？”

　　方若兰正在低头写稿，听见他问抬起头来，“可靠，三个目击者的说法以一致，时间地点都能对上，”她的回答很干脆，没有犹豫。

　　陆则明端着茶杯站在她桌边，“那也要核实一下，”他说，“万一有人故意放风呢。”

　　方若兰看了他一眼，她看了他大约两秒钟，然后低下了头，目光回到稿纸上，像是把他这句话放在手里掂了掂，“你是说有人可能在故意放消息。”

　　“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核实一下更稳当，”他端着茶杯走回自己桌前，他没有回头，在椅子上坐下的时候把茶杯放回桌面，他不知道方若兰会不会采纳他的建议，他也没有理由说服她，一篇关于日军活动的报道，在租界报纸上并不是完全不能发，虽然有风险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说的“核实一下”听起来像是一个合理的编辑建议，虽然语气拿捏得不太自然。

　　1月11日他注意到方若兰在重新翻那叠笔记，比前两天翻得更认真，下午她出去了大约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件牛皮纸信封，里面装了几页新的笔记，她坐下来之后没有马上动笔，把信封里的笔记拿出来看了一遍，又放回去，然后拿起了铅笔，写了几行又停住。

　　1月12日早上，方若兰走到他桌边，手里拿着那叠稿纸，在他面前站住了，她站着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你上次说的对，那篇稿子，我重新查了一遍。”

　　她把稿纸放在他桌面上，翻到中间的那一页，“有三个目击者的说法，我昨天下午去复核了一遍，有两个的说法和第一次记录有出入，一个是时间对不上，一个改了地点，”她指了指其中一行，“这个人的证词第一次说的是‘夜间十点左右看到卡车驶出’，昨天他说‘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十点前后’，另一个人第一次说‘从侧门进来’，昨天他说‘可能是后门’。”

　　陆则明低头看着那页稿纸，方若兰的手指停在“记不太清了”这几个字上面，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短，指腹按在纸面上压出了一个浅浅的印痕。

　　“也可能是他们记错了，”方若兰说，“但你说的‘有人故意放风’这个可能性，我现在没法排除。”

　　她说完这句话之后，把稿纸从桌面上拿起来，夹回胳膊底下，转身要走，但她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侧过身，“你怎么知道有问题？”

　　陆则明坐在桌前，手里还握着钢笔，他抬起头看着方若兰，她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很久，“直觉，”他说。

　　方若兰没有移开目光，她站在那里，胳膊底下夹着那叠稿纸，短发遮着耳朵的边缘，眼睛在晨光里是深色的，她看了他很久，久到陆则明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比刚才浅了一些。

　　“你这个人，”她说，“看起来不怎么说话，但你想得很多。”

　　她把稿纸换到另一只胳膊底下，转身走回自己桌前，她坐下来，把稿纸放在桌面上，没有打开，陆则明看到她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把那叠稿纸拿起来，翻到第一页，重新开始读。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钢笔，笔尖搁在稿纸上，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墨水点，像一颗深色的沙子，落在了他已经写好的那个句号旁边，他没有擦掉它，也没有在上面写任何字，他在想方若兰刚才那句话，“看起来不怎么说话，但你想得很多”，那个判断是对的，但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想得多”，他坐在桌前听到窗外又传过一阵车铃声，清脆的，短暂的，和被风吹散的评弹唱段一样，响一下就消失了，留下了安静的、空空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