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天蟾戏院后台，弥漫着一股桂花油和脂粉混合的甜腻气味。寅时刚过，天还黑着，程雁妮已经对着那面水银有些剥落的旧镜子，咿咿呀呀地吊起了嗓子。声音清越，像一柄薄刃，划破了后台的沉寂。

“雁妮姐，你的茶。”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响起。吴芹端着个白瓷盖碗，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她穿着素色夹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神有些躲闪。

程雁妮接过，指尖触到温热的碗壁，掀开盖子，桂花的香气便袅袅地散出来。她抿了一口，润了润喉咙，目光却没离开镜中的自己。镜里的女子，柳叶眉，杏核眼，因为早起练功，脸颊还带着些微红晕。她抬手理了理鬓边一丝不听话的碎发，那手腕细得仿佛一折就断，可眼神里却有种说不出的韧劲儿。

“今儿个是《梁祝》‘楼台会’，思远哥到了么？”程雁妮问，声音里带着点吴语的软糯。

“早到了，在院子里跟周松哥对词儿呢。”吴芹小声答，眼睛却忍不住瞟向程雁妮挂在衣架上的那套水绿绣蝶的戏服，那是班主王福生特意从苏州请老师傅做的，针脚细密，蝶翼仿佛要活过来。她自己的那套青衣行头，还是前年做的，颜色都有些发暗了。

程雁妮点点头，没再多说。她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秋日的晨风带着凉意灌进来，也送来了院子里隐约的说话声。

“这词儿得改改，‘十八相送’里祝英台那几句暗喻，如今这光景，怕有人听了多想。”是乐思远的声音，温和，却透着股不容置疑的认真。

“多想？能怎么想？咱唱的是老戏！”周松的嗓门大，带着点苏北口音的粗粝，“思远，你就是书读多了，想得也忒多。有那功夫，不如想想晚上堂会的赏钱能不能按时结。我听说，华界那边，米价又涨了。”

程雁妮听着，轻轻叹了口气。华界，那是日本人占了的地方。虽然租界里暂时还歌舞升平，电车叮叮当当地跑，百乐门的霓虹灯夜里照样亮得晃眼，可那股子不安，就像黄梅天的潮气，无孔不入。戏院的票卖得不如从前了，有些老主顾举家南迁，留下来的，看戏时眼神也常常飘忽，心思不知飞到了哪里。

班主王福生这几天总是皱着眉，背着手在后台踱步，烟卷一根接一根。他五十来岁，精瘦，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看人时总带着三分算计，七分疲惫。程雁妮是他从苏州乡下捡回来的孤女，养大，教戏，捧成了四季班的台柱子。他对她有恩，可这恩情里，也绑着四季班几十口人的饭碗。

“雁妮，”王福生不知何时走了进来，手里捏着张烫金的请帖，“晚上百乐门有个堂会，是给新上任的文化局李专员接风。点了你的《黛玉葬花》。”

程雁妮接过请帖。“李专员？”

“汪先生那边的人，管着文艺这一摊。”王福生压低了声音，眼神扫过空荡荡的后台，“点名要听你的戏。这是个机会，雁妮，唱好了，咱们四季班往后在租界，也算有个倚仗。”

倚仗？程雁妮心里咯噔一下。她不是不懂事的小丫头，知道这“倚仗”意味着什么。她下意识地把请帖攥得更紧，坚硬的边缘硌得掌心生疼。她抬眼看向养父，王福生却避开了她的目光，只拍了拍她的肩：“好好准备，衣裳挑鲜亮些的。”说完，便转身走了，背影有些佝偻。

窗外，乐思远和周松似乎争论完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天光渐渐亮起，照亮了戏院斑驳的墙壁和远处租界洋楼的尖顶。

程雁妮仍握着那张请帖，指节泛白。她忽然觉得，这个她唱了六年戏的舞台，这个她以为可以凭着一副嗓子、一身技艺安身立命的地方，底下仿佛涌动着看不见的暗流。而今晚那场灯火辉煌的堂会，或许正是戏台上未揭的幕布，底下藏着不知是喝彩还是倒彩的声响。